“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就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也就是说，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
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
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于是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
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帝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
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然而，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
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反观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一代改革家的政治生命，悲情告终。
相比之下，张载辞官后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变法试验，在勇气上是否已经超越王安石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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