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上士您好，根据政策核算：您服役未满一个月，按军衔补发军券2000元；荣立二等功叠加激励1000元；再加一次性退伍补助1000元，合计应发4000元军券。”
补助领取处的铁窗口后，二十岁左右的女文员盯着电脑上的核算页面，指尖在键盘上敲了下确认键：“您核对下金额？没问题的话，我这边登记完，您拿着单子去隔壁窗口领现金券。”
“就这么点？”
张涵皱紧眉头，他对军券的概念还停留在和平年代人民币的框架里。
只觉得以前在工地打零工，一天能挣两百，俩月就是一万，怎么现在在江防线上跟感染者真刀真枪地干，半个月才换来4000？
其实退伍补助这块他倒没太纠结，毕竟年限摆在那儿，年限越长补贴越多是规矩。
刚才排队时他就看见一个服役两年的老兵领了5000，自己能拿到1000，也算合情合理。
女文员眼神动了动，伸手把桌上压着的一张皱巴巴的“物资指导价目表”往窗口推了推：“张上士，您刚从前线下来可能不清楚。现在就算有国家补贴，粮站的大米也得三十块粮票一斤，玉米面十块，最便宜的红薯都要八块。一户五口之家，省着吃一天至少要十斤粮，光买吃的一个月就得八九百。4000块，够这样的家庭紧巴巴买小半年的口粮了。”
对她来说，4000军券已经算得上一笔巨款。
要不是哥哥在武装办当干事，托了好几个关系打招呼，这个临时工职位根本轮不到她。
一个月工资不到700军券，全靠单位食堂有伙食补贴，一顿饭只收5军券，省吃俭用下来，每个月才能存下200军券左右。
“……对不住，是我没搞清楚。”
张涵盯着那张价目表上“大米30元/斤，面粉28元/斤”的字样，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他知道表上的“国家补贴”，是给那些没工作、没收入的难民托底用的。
原来4000军券不是少，是他压根没摸清如今的日子难到了哪一步。
城里随处可见从南方逃来的难民，拖家带口地挤在安置房内、临时棚屋里，没活干、没收入，全靠政府按人头发的那点救济粮续命。
而地方政府一边要兜底这些人的基本生活，一边还得维持城区、环卫、行政这些部门的运转。
不仅不能克扣公职人员的工资，逢年过节还得适当加些米、面之类的福利稳住人心。
毕竟天恩若露滋群庶，吏役如牛负轭行。
中央的政策要落地，最终还得靠这些基层单位实打实去执行，要是连他们的生计都保障不了，工作根本没法推进。
这么算下来，能拿出4000军券作为安置补助，已经很不容易了。
签完字确认领取，张涵拿着单据走到三号窗口。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点了四十张粉色券纸递出来。
张涵抽出最上面一张，借着头顶昏黄的灯泡仔细打量。
军券设计得简洁又庄重，票面最上方印着烫金的“中央人民政府发行”字样。
右下角不仅有一串七位数的黑色编号，还有用特殊油墨印刷的防伪码，对着光晃了晃，能清晰看见里面嵌着的五角星水印。
而这军券的“分量”，也大有说法。
张涵等待的时候听别人聊过，军券是中央统一印发的“战时货币”。
地方政府连沾边的印制资格都没有，他们能管控的，只有粮票、布票这类按人头、按户头限量供应的票证。
也正因如此，这粉票子成了实打实的硬通货。
揣着它去全国任何一处粮站换粮票，工作人员都得照规矩核验、足额兑换，半点儿不敢打折扣。
就算去街边的馒头摊、杂货铺消费，老板见了这中央军券，也绝不会像收地方粮票时那样挑拣品相、计较新旧，更没人敢找借口拒收。
地方粮票就没这待遇了，地域限制卡得死死的，出了所属城区便如同废纸。
别说跨市使用，就算拿着去隔壁县的粮站碰运气，大概率也得被工作人员摆手拒绝，连句好脸色都换不来。
地方政府的管理逻辑也很实际，想在本地开店经营，必须遵守“票证优先、军券为辅”的结算规则。
买粮食、布匹必须用粮票，军券只能作为兑换票证的媒介，不能直接抵用物资。
这样既避免了军券直接流入消费端导致通胀，又通过票证精准调控本地物资供需，形成“中央控总量、地方管分配”的闭环。
有人疑惑“为何不全国统一只用军券”，其实并非没试过，军券刚发行时，曾短暂推行过“券证合一”。
结果很快出现市场混乱，部分地区军券流通过量，物资却跟不上，直接导致“钱不值钱”。
老百姓拿着券买不到东西，反响极差。
说到底，核心还是要守住战时货币稳定的底线。
军券的发行量是中央根据全国粮食、钢材、药品等核心物资储备量精准测算的，多印一张都可能打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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