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帝时期流民数量，荆襄地区：
- 正统至天顺年间：据史料记载，有150万流民汇聚于荆襄地区。
到天顺和成化初年，盘踞在荆襄山区一带的流民达到一二百万人。
- 成化六年：这一年，官府报告称汇集到荆襄的流民有九十八万，但实际数量不止。
- 招抚统计：成化十二年，都御史原杰前往湖北荆襄清查流民人数，总共招抚人口四十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仅荆襄地区的流民数量就十分庞大，若加上全国各地的流民，数量更为惊人。
有流民研究专家池子华估计，明代全国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有六百万人成为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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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帝时期流民问题产生原因：
土地兼并严重
- 明朝中期，贵族、官僚、地主等特权阶层利用各种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如皇庄不断扩大，藩王也广占土地，此外，缙绅地主也通过投献、强买等方式掠夺农民土地，致使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奈离开家乡，成为流民。
赋税徭役繁重
- 明朝的赋税制度在中期逐渐出现弊端，除了正常的田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同时，徭役也十分繁重，农民需要承担修河、筑城、运输等各种劳役，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许多农民选择逃离原籍。
自然灾害频发
- 成化年间，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据史料记载，当时水旱灾害、蝗灾、地震等时有发生。如成化元年，荆襄地区就发生了大水灾，大量农田被淹没，房屋倒塌，农民颗粒无收，难以在当地生存，只能背井离乡，寻找新的生存之地，从而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潮。
战乱影响
- 明朝中期，边境地区时有战乱，如北方的蒙古瓦剌、鞑靼等部落时常侵扰，明朝政府为了抵御外敌，在边境地区大量征兵征粮，使得边境地区的百姓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流民。此外，内地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武装冲突，如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等，也导致了当地社会动荡，百姓为躲避战乱而四处逃亡。
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矛盾
- 随着明朝社会的相对稳定，人口逐渐增长，但可开垦的耕地有限。原有的土地资源无法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民的生活压力增大，为了寻找更多的土地和生存空间，一部分农民选择离开家乡，到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土地进行开垦和耕种。
政策因素
- 明初曾实行过一些鼓励移民垦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人口的流动。虽然这些政策在初期对恢复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了成化时期，一些农民受到早期移民成功案例的影响，或者误解了政策，盲目地离开家乡去寻找所谓的“乐土”，也加剧了流民问题的严重性。
地方管理松弛
- 明朝地方政府在基层管理方面逐渐出现漏洞，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不够严格和细致。对于土地兼并现象未能及时有效地遏制，对流民的出现和流动也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使得流民问题不断积累和恶化，无法得到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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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流民众多且集中。
成化帝收编荆襄地区流民：
派遣官员抚治
- 成化十二年（1476年），派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荆襄抚治流民。原杰以抚辑为主，深入流民聚居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和诉求，传达朝廷的政策和意图，稳定流民情绪。
区别安置流民
- 就地附籍：对愿意在当地定居的流民，经核实身份后，让他们在当地入籍，成为合法居民。在荆襄地区，原杰通过这种方式使大量流民安定下来，新设了郧阳府及周边州县来进行管理。
- 遣返原籍：对于有返乡意愿的流民，官府组织遣返，提供路费和必要的生活物资，并通知原籍地方政府妥善接收安置，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生活。
加强军事管理
- 设立湖广行都司及卫所，派驻军队，保障流民安置地区的安全和秩序，防止因流民聚集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也为流民提供稳定的生活环境。
给予经济扶持
- 为安置的流民分配土地、提供耕牛、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还减免一定期限的赋税和徭役，帮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实现自给自足。
建立基层管理体系
- 增设府县等行政机构，配备各级官员，加强对安置流民地区的行政管理，完善户籍制度，对流民进行详细登记造册，以便更好地掌握人口信息和实施管理。
兴办学校促进融合
- 在荆襄地区兴办学校，为流民子女提供教育机会，传播文化和道德观念，促进流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增强他们对新居住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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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地区的流民，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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