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宗家幼宝，富贵份内，不幸唐业所托非人，妖后悍然夺国，群长皆没，唯相王忍辱保全。天命之所垂怜，亦独聚相王一身。今上于宗、非嫡非长，恃邪情以自进，凭妖氛而造势，若无妖后祸国于前，岂有今上乱嗣于后？
武氏祸国之深，世道谁能否认？今上趁势而幸起，名为唐家尊主、实则妖后孝孙，生于鹊巢、奉鸠为源，立身已经不正，言何正道治国？古来毁庙之罪，几者无遭脔割之刑？妖后独能恃此包庇，命与名全，则当年为保唐嗣而慷慨赴死之士，所求所得更是哪般！
今上历诸乱而独全、以分支而夺宗，诚为不世之材、人皆难企，禀赋如此，岂无得失权衡？所以用刑术而薄德义，悦杂庶而驱名族，以武功而疲国人，是非无从分辨，道义无所伸张，内外无能抗拒，于是才能恩威由我、唯我独尊！”
李隆基原本只是在案倾听，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望着崔湜一脸的欣赏，并亲自走入堂下，面对着崔湜长施一揖，并长叹一声道：“人事纷扰，曲直难辨，就连小王都迷惑此中，只道人间大势须作如此。崔郎论势，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让我这迷途的蠢人能知前路所往，指教深刻，请受一礼！”
崔湜这一番言论，不独让临淄王听来激动难耐，在场其他人在听完后也是大受震撼。特别听到崔湜所论圣人重武功是为了疲弱国人、让国内难作抗争，这样的观点真是刁钻得让人叹为观止，但结合其所言论，似乎又真的不无道理。
果然当他们循此视角再来审视开元政治时，登时便有了不同的感受，只觉得所谓的开元中兴，成就的只是圣人一个，下民劳于繁法征役，世族则痛失势位权柄。
崔湜直立原处，安然受了临淄王这一礼，然后才在临淄王的虚扶下入席坐定，然后又说道：“言及于此，大王还翻不翻阅这一卷悖情违义的文集？”
李隆基闻言后苦笑一声，又叹息道：“崔郎论势的确深刻有加，但我只是牢笼受困一鸟兽，虽然知所当行，但却无力趋之，终究还是难免屈从啊！”
崔湜这一番论调的确是漂亮，人终究要活在自己的正义感中，哪怕打家劫舍的强梁匪徒，都要强行搞上一个所谓盗亦有道的说辞。
李隆基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行不法，但也需要给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一个正当性，崔湜这番言论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哪怕只是强词夺理，但也足可以用作精神纲领。
但纲领再美妙，终究不能提供直接的人势助力，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酝酿筹划。
崔湜也自知只凭一通邪论不能成事，因此还有其他的准备。听到临淄王作此诉苦，他便又从身侧抽出另一文卷递了过去，并笑语道：“请大王先观此卷。”
李隆基伸手接过，展开文卷后发现是一篇赋文，名为《鸠鸟赋》。满篇文辞都在声讨鸠鸟这一恶禽，虽然通篇无涉具体人事，但字里行间都在指骂武氏妖后鸠占鹊巢、以周代唐的恶行。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篇文赋中引用了大量的时流诗辞章句。虽然原本的诗辞并非论述此事，可当截取章句凑搭进文赋之内，原本的章句意义便发生了变化，仿佛真的是士林群起声讨妖后罪恶。
换言之只要这篇文赋流传出去，朝廷就算想要追究，文赋中所涉士林人员也都将要遭受波及、难作自辩。诸如宋之问等根本不理会自己传召的人，还有陈子昂、张说之类的文坛大手笔们，全都被牵涉入内。
李隆基略作沉吟，便想明白崔湜此计狠毒之处，尽管只是一场罗织攀诬、虚张声势，但给世道造成的冲击却绝不会小，甚至有可能直接将一些心智不够坚定的胆怯之类拉上贼船！
除此之外，崔湜又作进言道：“漠北征事虽让国人颇生振奋，但朝廷之所任用张仁愿，长于攻伐而短于抚恤，且年高命短，行事必然贪功尽势、不肯怀柔。默啜虽擒，胡势未散，仁愿恃强短恤，短则月余，长则一季，胡势必将再躁！虽然夺志之众难为大患，但对我等幽困之员亦是一助！”
说话间，崔湜还蘸了茶水在案上快速书写道：“擒同王、拒灵柩，势大夺河、势弱据蜀，进退有据”。
如果说刚才李隆基还对崔湜有所保留，那在看到案上水字后，就是真的颇受震撼了。他虽然不甘心束手待毙，但也自知圣人势大难敌，绝非他草草聚就的人势能够匹敌抗衡，因此一个比较核心的计议就是搅乱关中而后退据蜀中。
蜀中四面拥山，道行不畅，自古以来便是易乱难安、割据顽固的地境。而且为了确保对地方势力的压制，朝廷于彼也从不设置重兵，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退路所在。只要能够裹挟一批人众翻越秦岭，来日凡所计议都大有可图。
更重要的是，蜀中的益州还设有飞钱金库，若能控制起来，哪怕只拥寡弱之众，也足以同朝廷交涉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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