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抛出去的是粮食，收回来的是现银，敢问在坐的那位，愿意在今年收入还未完全回笼的情况下再掏这么一大笔的现银？”
文郦的话并未说全，江南本地每年的粮食需求至少在七千二百万石到八千万石之间。但江南本地产量在桑棉作物日益扩张的情况下，多年都保持在两千万石左右，其余部分中光是靠江西、湖广的粮食输入，就有一千五百万石。
而做北运粮食买卖的，粮食来源只能是江南本地产粮。原因很简单，他们在乡间收粮属于一级市场交易，放到米市上属于二级市场交易，而湖广、江西的粮食输入已经属于二级市场交易了。
如果他们从米市上买入粮食再贩运到北方，就属于第三手交易了，不论商人从米市上购入的粮食是江南本地的，还是湖广外输入的，在同行竞争中就天然处于下风。
而这里讲北方的粮食缺口主要是山东、直隶、山西一带，靠近陕西、河南一线的粮食缺口是直接由湖广的陆路运输补足。
江南本地粮食产量中的两千万石中在抛去自给自足、漕粮征收以后，留给粮商们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三百万石是这个空间的上限，而且只有在北方闹粮荒，粮价到每石3-4两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规模，多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户认为将口粮卖出而从米市上买入后还有盈余时才会发生的。
而当北方的灾荒特别严重的时候，粮商们见利润空间增大，才会从江南米市的二级市场上购买粮食。
堂内众人讨论的就是这二百万石的粮食买卖交易，而对于这两百万石的市场容量而言，六十万石是极为庞大的数量了，他们和囤积粮食的士绅都属于这个交易市场的庄家。
现在是五月，一级市场价格在士绅的囤积下来到了每石1.6两，而且看不到停止上涨的趋势，这意味着江南二级市场的价格会到每石2两以上，如果他们转而在二级市场上出掉这批粮食，即使扣去价格浮动带来的差值，最后落袋为安也有文郦讲的一百多万两。
“我们选择就地销售，那么士绅们面对的环境就完全变了。
一是北地的粮食缺口得不到满足，在粮市已经涨价到每石1.9两的情况下，之后会变成多少？”文郦的问话很轻松，可众商人骨子里只觉得冷。
“此时百姓只会体会到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困苦，起初他们或许还会接受，因为虞公的新政措施，他们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手里头还有一点积蓄，但随着时间的累积，总会反应出来。
这个时候虞公一边看着通州仓的储粮不断被消耗，一边感受到前期新政带来的益处被抹平，朝廷会站在那一边已经很清楚了，总不会是那些完全掌握了粮食买卖的江南士绅们一边。
做到这一步，就意味着我们胜利了一半。
因为士绅们根本拿不出、也不愿意拿出那么多粮食，来卖。当北方粮价高企，他们为了赚钱而增大北运粮食的数量时，如果采取从米市买粮的方式，那么很不幸，这只会加剧北方粮价的继续上涨。
这还不算结束，如果我们通过棉贸，向北方注入白银........”
文郦的停顿引来张辉彦的自语，“粮价就会下降！”
文郦听到张辉彦的话，知道堂内的人都听懂了。而商人们不止是听懂了，他们脑筋灵活地多的，已经可以根据文郦的逻辑推演出一个结果：如果通过棉贸等形式向北方注入白银，在粮食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粮价下降，而江南士绅采取了从米市上购入粮食北运补全他们退出留下的粮食缺口，可能会面临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粮食的售价低于成本价。
而且由于士绅们受限于河运渠道不利，陆运的成本在运输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只会不断抬高，从而导致极端情况下他们的成本线高于北方的粮价，出现巨亏！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中小地主是受益的，因为他们的粮食不管给囤积商还是到米市上卖，都是赚的。
承担了这场斗争所有风险的，是囤积粮食的士绅们，民怨、朝堂的压力、经济上盈亏的巨大不确定性最后都会涌向他们。
而今天坐在堂内的人，在最开始就已经完全从其中脱身。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指责他们，毕竟粮食买卖是自然商业行为，既然江南粮价这么好，干嘛还要北运赚取微利呢，这辛苦钱还是交给别人来赚好了。
张辉彦回过神来，神情紧张地问了一句，“文大人，这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计划，您方才说的，我完全认同，可我想问一下，这个计划就没有缺点吗？”
这个问题引起所有人的好奇，他们想看文郦怎么回答。
文郦局促一笑，“当然有........那个缺点就是士绅们的自我道德修养，真的如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
这是个冷笑话，冷到在场人都不敢笑。
文郦将众人神情收入眼帘，结束了这场议事，“诸位，你们想要的解决方案已经有了，既然张公子都觉得好了，想必各位也没有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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