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明以来，关于开海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贾琏在实施计划之前必然要考虑朝野的阻力，要不然他连春秋社内部的人都无法说服。
在贾琏看来，闭关锁国的理由是很难言明的。有前明所谓的祖制、有海运风险太高、有漕运上下百万人利益的牵连........等等等，但前世康麻子的操作揭示了一个不言于外的理由。
麻子收台湾的过程是很曲折的。第一次征台，满人为主力的部队被郑家打的丢盔弃甲，以厦门之战最为铭心刻骨。
理由很简单，满人根本不会水战，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汉人比满人会的多。但是即使是损失惨重，他也要收复台湾，不然东南不得定，作为一个以满人为基本盘、但汉人占绝大多数、以小凌大的中原王朝，一个汉族政权的威胁性怎样放大也不为过。尽管郑成功死后郑家转入地方割据，不再谋求反攻.......
所以第二次征台，他启用了施琅，并组建了汉军水师，满人成为次要组成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福建商人同样是出了大力的，他们的诉求前世今生一模一样。
但在台湾收复后，康麻子就放弃了水师，不再兴建大的海船，又下迁海令。福建商人的愿望彻底落空，施家为首的汉人水师将领被拆散，尽管施家在台湾收起了百年的施家大租。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麻子不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汉人武装力量飘离大陆。毕竟事实证明了满人不会水战，而水师出海就是小半个月，在海上的人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必然形成一个核心，不然风暴可不会跟你讲道理，所以这个核心必然是精通海况船舶的汉人。
在通讯手段极为原始的时代，海上水师是一支强调独立性、权力分散的军队。
出于麻子的统治角度是这么个道理。但回过头看，这是讲的满人对汉人的戒心，套用了华夷之辩的框架。可问题是麻子的身份是多重的，他首先是八旗之主，其次是封建王朝的皇帝，他能够完成对沿海的封锁，仅靠满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其中以士大夫为代号的地主阶层的支持是不必可少的，当两者站到一起时，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贯彻。
换而言之，开海的最大风险在于统治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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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回头看一下为什么福建商人的积极性这么强？
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如果中原的许多地方可以叫作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形容的福建就是兵家必不争之地。
福建人的禀赋是由地理因素所赋予的，在福建，商人的力量超过了地主的力量，因为多山少平原的福建靠田地根本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哪种方式能养活的人多，谁的力量就大。
同理，漕运养了这么多人，这些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在漕运的模式下这些人都是脱离田地产出而生活的人，如果漕运衰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失去生计，那么关于闯王的笑话就会再次浮现。
这同样是统治的稳固。
而漕运总督衙门之所以会同意平辽策是有原因的，一是奏折中许诺战后放弃黄河以南海上运输线，经营辽东专线；二是关于辽河河贸的搭建，漕运衙门在这过程中会得到许多官帽子和钱；三是现在控制漕运衙门的俞鹤伦们得服从勋贵集团的整体利益，要不然其他勋贵不一定会支持他们对漕运衙门的控制权，在彭城侯死后，更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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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贾琏就没把承诺放在眼里，大明1566里老道士对将来的跛脚孙儿讲的很清楚了，“任何人答应你的事都不做数，只有你能作主的事才算数。”
你俞老爷子信了我的鬼话，那才叫见了鬼。而且平辽策里的许诺也不全是假的，半真半假才叫人难舍，预期越是朦胧，越是要命。
屋内的谢鳞在想要不要用贾琏教他的理由搪塞俞鹤伦以及众人。
贾琏说服春秋社众人的理由，最直接的、最根本的一条就和开海息息相关，还是陆预那个晚上的问题，皇帝会忘了他们的所做所为吗？
谢鳞他们同意贾琏对漕运下手，就在于他们支持海运的理由正是朝野以往反对开海的理由，统治而已。
但这只是后手，后手一定要有，但不一定要用。而且这个理由不能在这里讲，就连陈维尹的哥哥陈维周都不知道他们的谋划，俞鹤伦同牛继宗等人就更不用想着知道了。
“俞世伯，我在这明白的讲了，我们的抛船行为不会停止，至于南北商人抛不抛，就不是我们能说的算了。”谢鳞的讥讽之色由眼蔓延到全脸，化为声气中的狠，不客气的很。
这话出口，俞鹤伦猛地一拍桌案，站起身来，面如猛虎下山之血，手指谢鳞，偏而屋内的暗罩着他，“谢鳞！不要以为你们拿到辽东的主战权，就可以用天子剑以令四方，你们这么干的后果，不是你们可以承担的！到时候漕运两淮动荡，天下响动，就是陛下也保不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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