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崇祯皇帝呈上了一份关乎万千百姓生死存亡的奏疏。
彼时的陕西，地理环境本就多有不利。广袤的土地大多呈现出硗缺之态，所谓硗缺，便是土质坚硬而贫瘠，不适宜农作物的茁壮成长。
这样的土地条件，使得百姓们在农事经营上举步维艰。他们辛勤劳作，却往往只能收获微薄的成果，难以积累起富足的生活资本。
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边疆的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北方的游牧民族屡屡犯边，朝廷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大量征兵。
无数的青壮男子被从田间地头强行征召入伍，背井离乡奔赴边疆战场。与此同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陕西百姓的肩头。
为了筹集军饷，官府不断地增加赋税征收额度，各种名目的加派纷至沓来。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原本就不富裕的民间社会，迅速陷入了绝境。
往昔热闹的村落，如今十室九空，大量的家庭因为男丁的离去和赋税的重压而破败不堪。
祸不单行，陕西又遭遇了连年的凶荒。自然灾害仿佛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操控，接二连三地肆虐这片土地。
从最初的局部歉收，到后来的大面积灾荒，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而崇祯元年的这场灾荒，更是达到了酷烈异常的程度。
李应期在其巡历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
他从凤汉兴安出发，一路经过延庆、平凉，最终抵达西安。所到之处，皆被干旱的阴影所笼罩。
自五月起，天空便吝啬地不再降下一滴雨水，这种干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秋季。
三伏天里，本应是农作物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然而烈日高悬，亢旱难耐，那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烘烤着大地，将田间的禾苗一点点地烤干、烤死。
曾经绿油油、充满生机的田野，如今变成了一片赤野。大地上，青草早已枯萎，断了炊烟的村庄随处可见。
百姓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来源，无奈之下，只得背井离乡，踏上逃亡之路。
在道路之上，李应期不断地看到令人心碎的场景。
灾民们数百人一群，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他们拥堵在道路两旁，看到官员的身影，便纷纷围拢上来，苦苦哀求赈济。
那一双双干枯的手，那一声声凄惨的呼喊，仿佛是对命运不公的控诉。
他们声泪俱下地诉说：粮食早已消耗殆尽，如今已断粮多日。家里年迈的老人身体本就孱弱，长时间的饥饿让他们骨瘦如柴、面色蜡黄；年幼的孩子们更是可怜，饿得面黄肌瘦，双眼无神。
而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在延安的宜、雒等地，以及西安的韩城等所属区域，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由于饥饿的逼迫，一些灾民开始走上极端。他们联合起当地的回民以及一些被称为啰贼的山民，这些人或许原本也是善良的百姓，但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中，他们选择了铤而走险。
他们打着旗帜，敲着金锣，纠集起上百人甚至更多的人，公然在白昼进行抢掠。
他们闯入富户人家，抢夺粮食和财物，弱肉强食的悲剧不断上演。
在他们看来，与其在家中忍饥挨饿，坐以待毙，不如通过抢掠来获取一线生机，哪怕这种行为是违法乱纪，违背道德伦理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李应期深知，如果朝廷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地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求。
他首先恳请皇帝俯念陕西灾荒的重大程度。
这绝非是局部的、轻微的灾害，而是关系到整个陕西地区的稳定，甚至关乎大明王朝根基的重大事件。
他请求皇帝敕令户部进行商议，对于天启七年拖欠的以及崇祯元年加派的按地亩征收的辽饷，应当立即予以免征。
这两项赋税的征收，已经让百姓们苦不堪言，继续征收只会将更多的百姓逼上绝路。
并且，对于本年度的赋税，也应当酌情减免一半。
如此一来，百姓们或许能够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得以在这艰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同时，他还提到了军饷和宗禄的问题。
这些开支虽然对于朝廷的运转和宗室的供养有着重要意义，但在当下的灾情面前，也应当一并宽缓。
毕竟，如果百姓都饿死了，军饷无人可征，宗禄也失去了来源。
若此时仍然固执地坚持征收，而不顾百姓死活，那无异于杀鸡取卵。
就算将那些饿殍在棍棒之下处死，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此外，李应期还希望皇帝能够回顾历史，查考万历十一年以及十三年全陕西发生大饥荒时的应对事例。
当时，朝廷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但通过慨发帑金，派遣官员进行赈济，成功地缓解了灾情，稳定了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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