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经在进行陆地反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攻船去烧夷船，“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
并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
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碶渡结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慎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
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庄）市小港，了见火起，遂亦举发。
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英夷劫去”。夜晚英军发起反击，反以缴获的火船将清军沿江营寨纵火烧毁。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谿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
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
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谿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
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
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文蔚派兵支援。
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散，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
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
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
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
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陆，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
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谿营地也没有守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
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
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
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
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谿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比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
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耗银164万两、耗时五个月的浙东攻剿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
奕经比奕山老实，虽然奏折里极力缩小失败损失，极力推卸责任，但不得不承认浙东三城无一收复，自己的人马已经一股脑跑回了曹娥江。
这样的奏折看多了，道光帝除了绝望已极，除了“逆夷深堪发指”，除了“愤恨之怀！难以言喻”外，还能说什么呢？
奕经还装模作样要求道光帝再从各省调兵实施新一轮攻剿，若是过去看到这主动请缨，道光帝自是欣喜不已，而如今却是气不打一处来：事已如此，添调何难！
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图进剿。无论旷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啊，一败再败，希望何在？
此时，浙江巡抚刘韵珂发声了，他上陈道光帝：现在奕经赴海宁查看海口，文蔚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究竟此后作何筹办，奕经等亦无定见。臣若不直陈，后日倘省垣不守，粉身碎骨，难盖前愆
。刘韵珂狠狠参了奕经一本，又向道光帝提出了被后世称为“投降论”的“十可虑”。
刘韵珂对战争前景深度忧虑的十个方面，把一个极其暗淡的战争前景条分缕析地展现在了道光帝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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