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继续补屋檐。过了一会儿那年轻人站起来走到后廊来了。
他看见张卫国蹲在梯子上，停了停，开口问：
“老师傅，这太史局的王太史，以前是坐哪一张桌子的？”
张卫国低头看了他一眼。
年轻人手里那卷纸的边角露出一行字，笔迹眼熟。
“他坐正屋靠窗的那张。”
“现在那张桌被搬走了。”
年轻人转头看了一眼正屋的方向，点了点头。
他把那卷纸重新卷好攥在手里，站在后廊下没有说话。
日光从廊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肩头一点一点的光斑。
张卫国补完屋檐从梯子上下来，收拾工具箱的时候，
那年轻人还站着没走。
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我以前在国子监，读过几页王太史的缉古算经。”
“有一道堤坝的题，我算了七遍才明白他的推导。”
他把手里的纸卷展开一截，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算式，
“后来照着那道题的思路，算了一道水渠的工程，省了三成工料。”
张卫国把工具箱的扣带系好，站起来看着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把纸卷收好，朝他拱了拱手，转身回正屋去了。
张卫国扛着工具箱走出太史局院门。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枣树，
今年枣树发了新枝，嫩绿嫩绿的，
从老枝的节疤上冒出来，顶着一排细小的叶子。
风过的时候那些新枝轻轻摇着，声音比老叶子轻，脆生生的。
他转回头继续走了。
贞观十九年春天，工部的人又来太史局了。
来的人不是魏主事了，换了一个姓周的年轻主事。
他直接找到王孝通的书房，那时王孝通已经不在了，
但他的书房还留着，屋里的东西没有动过。
周主事站在书桌前面，把一卷工程图纸铺开，
对着屋里空空的空气说了一句：
“我们要修一段运河的闸口，想按缉古算经里堤坝卷的算法重新算一遍。”
张卫国那天正好经过太史局。
他听见正屋里有人说话，脚步慢了一拍。
周主事正蹲在地上铺算筹，不是王孝通那种骨筹，
是新的木筹，漆了黑漆，在日光底下泛着亮光。
他旁边站着两个年轻的算手，蹲着帮忙排。
三个人排了满地算筹，比张卫国见过王孝通排过的任何一次都多。
“下广二十三丈五尺。”
周主事嘴里报着数，
“按王太史的算法，这一段闸基要往下挖七尺二寸。”
他排完了一组算筹，站起来退后两步看了看，
又蹲下去调整了其中两根的位置。
他调整的时候动作不太熟稔，排了三次才把两根筹的距离调到一致。
但最后他算出来的数字摆在地面上，整整齐齐的一排，首尾相接，没有断点。
周主事站起来，从腰袋里摸出一根炭条。
不是王孝通用的那种细炭条，是新的，粗一些，
包了一层纸皮，蹲在地上把得数记在了图纸的边角上。
他做完这一切之后直起腰来，看了看满地算筹，又看了看窗外。
窗外那棵枣树新发了枝叶，嫩绿的，在春日里摇着。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开始一根一根地收算筹。
张卫国站在院门口没有进去。
他看见周主事收筹的时候动作不快不慢的，每一根都捏稳了才放回袋里。
那双手比王孝通的手年轻得多，手指细长，
没有茧，但捏住算筹的时候也是稳的，没有抖。
周主事收完筹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了张卫国，点了点头。
张卫国也点了点头，让开了一条道。
周主事抱着图纸和算筹袋走出院门，沿着巷子往工部方向去了。
脚步声在巷子里哒哒哒地远了一段，拐了个弯就听不见了。
张卫国走进院子，站在那棵枣树底下。
枣树新发的枝叶在他头顶密密的，风来的时候沙沙响。
他站了一会儿，看见后廊的墙根底下还摞着那几片旧瓦片，
王孝通当年用过的那些，被洗了很多遍，
表面的炭痕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剩灰白色的陶胎，边角磕破了几处。
有一片瓦面上还残留着几个浅得几乎看不见的凹坑，
是炭条反复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像一道浅浅的河床。
他蹲下来把那片瓦拿起来翻了个面。
瓦背上什么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只剩一层发白的釉面和几道陈年裂纹。
他把它搁回了原处。
贞观二十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张卫国路过太史局。
他那时已经很少在皇城里干活了。
年纪大了，接的活少了，大部分时候在城外小镇上做些零散的小活。
那天他进城来买桐油和麻绳，晚上从东市往南走的时候，
不知怎么拐到了太史局那条巷子里。
巷子里黑沉沉的，月光被两边的墙头切成了窄窄的一溜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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