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徐光启没有作答，而是转身询问郭居静。“仰风以为如何？”
“尼科洛·隆戈巴尔迪！你这是背叛！”郭居静本不愿与身为会长的龙华民起争执，但这个问题涉及“利玛窦规矩”，郭居静也就不能再沉默了。
所谓“利玛窦规矩”，其实是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
利玛窦总结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前辈在中国传教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想要使天主教传入中国，首先应该使天主教教义本土化。即使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合儒”、“补儒”、“趋儒”。
利玛窦知道，想要在大明广传圣教，要么得到皇帝的支持，要么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支持，至少不能让这两方都厌恶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为此，他不惜修改教规，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
比之前辈，利玛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观察和领悟。他明白，中国的世界观或者是意识形态是全面的，是一个包括科学、技术、伦理、哲学的有机体。要使得天主教教义为中国接受，必须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进行天主教的“中国化”。
利玛窦身体力行，从生活方式、观念及表达方式、道德规范、礼仪祭祀等四个方面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
利玛窦认可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的习俗。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故祭天本身就是在祭拜上帝。而祭祖与祭孔，这些只属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什么干涉，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
他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用中文撰写了一本名为《天主实义》着作。他撰写此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宣扬天主教教义。但在此书中，他又处处注意教义与儒家思想的协调。比如利玛窦特地援引儒家经典中的字句，论证西方的“真神”就是中国的“上帝”。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
又比如，他把基督概念中的“爱”与儒家概念中的“仁”等同起来。说，在真正的友谊中，对待别人应当像对待自己一样......
这样的创新与突破，使得他的传教活动得到了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名士的热烈响应。也使他能够破天荒地进入北京，在北京立足，直至病逝并葬于北京。
利玛窦在世时，龙华民一直遵从“利玛窦规矩”，从未在任何场合表现出对于该规矩的反对。在利玛窦及其他中外耶稣会士看来，他就是“利玛窦规矩”最忠诚的拥趸。
但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之后，接掌教务的新任会长立刻改弦易辙。他首先宣布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将Deus译为“陡斯”。
其次。他宣布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的传统与教义相悖，宣称真正的圣教教徒不应该继续进行这些富有迷信、崇拜要素的活动。
“礼仪之争”由此肇始。
礼仪之争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华耶稣会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以龙华民为首的澳门总会，与两京路线上的各分会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
支持“利玛窦规矩”的人较多，并以故去的利玛窦为精神领袖，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反对“利玛窦规矩”的人虽少，但龙华民却是实打实的耶稣会现任会长。
两方论来论去，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分歧演化成分裂，两方决定让返回欧洲汇报教务的金尼阁将此问题提交罗马教廷决定。
教廷是教事的绝对权威，只要教宗就此事颁布诏谕，无论结果如何另一方都将无话可说。
但在教廷的诏谕到达之前，皇帝的圣旨却先一步宣告了传教事业的死刑。
万历四十四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三次参奏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与白莲教有染。
这次攻击绝非无的放矢。沈?正是看到了龙华民的改弦易辙以及耶稣会内部动荡，才发起了进攻。他判断，此时的皇帝必然不会像利玛窦在世时那样袒护耶稣会。
五月、七月、十二月，沈?三上《参远夷疏》，并得到内阁首辅方从哲及阁臣吴道南的支持。方从哲入场“南京教案”不是对沈?的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首辅大人正是算准了皇帝的心思，才顺水推舟地帮了老乡沈?一把。
首辅的支持就像是风向标，原本中立的或是偏向耶稣会的大小官员全部转向，如洪水般朝耶稣会扑来。徐光启、杨廷筠等支持者独木难支。
皇帝被说动了：既然尔等视“三祭”为邪祀，认为“唯一真神”并非“昊天上帝”而另为他物。那尔等就滚出大明的地界，朕不杀尔等已是额外开恩。
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罕见地下旨表态：王丰肃等人“立教惑众，蓄谋叵测。”，交由广东督抚驱逐出境；庞迪俄等在京参与修历的教士也勒令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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