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闻言，叹了口气，颓然坐下，倒了杯酒，一饮而尽。他问道：“张兄既不考虑后世之事，那依你之见，自己当下又该做些什么呢？”张固略作思索，答道：“首先，要打压世家。世家势力庞大，百姓难以出头。然而，若要打压世家，又有谁愿意助我取天下呢？这真是一个难题！思来想去，只能待取天下后再开始打压世家。现在，也只能做些准备工作了。”
郭嘉追问道：“那该如何打压世家？又该如何准备呢？”张固道：“可改举孝廉之推荐制为科举制，让有才能之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张固深知，隋朝在世家势力最为强盛之时，开创了科举制度。
这一制度虽然初衷是为了拉拢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来对抗世家大族，但客观上也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入仕的机会。虽然当时的“寒门”指的是地主阶级，而非底层百姓，但这一制度毕竟为寒门子弟打开了一扇通往官场的大门。严格来说，张固也属于寒门之列，而袁绍的袁家才是真正的世家大族。
所以，隋朝统治者试图以科举制度为纽带，拉拢地主阶层，用以抗衡处于鼎盛时期的世家大族。然而，科举制度的命脉仍牢牢掌控在世家之手。
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犹如被命运眷顾的宠儿，轻而易举地便能被选拔为上品，官运亨通；而庶族寒门出身的人们，则如同被命运遗弃的孤儿，只能无奈地被归为下品，做着微不足道的小官。这一现象，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畸形社会结构。
对于出身底层的百姓而言，科举之路仿佛是一道高不可攀的天梯，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能够鲤鱼跃龙门，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年年名落孙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出现。他在科举多次落榜后，愤然写下那首激昂的《不第后赋菊》，才为底层百姓带来了一丝曙光。
随后，地主阶层逐渐崭露头角，开始取代世家的地位。然而，科举制度却又被皇权所掌控，地主阶层也只能在土地上寻找发展的机会。直到这时，底层百姓才终于看到了做官的曙光。然而，当他们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后，却又纷纷转化为新的地主阶级，继续着兼并土地的游戏。
回首世家最鼎盛的时期，武则天这位独一无二的女性皇帝，尽管在法理上受到了诸多限制，却仍敢于打压最大的世家——李唐皇室，以及关陇门阀。那么，对于张固而言，他又有何理由不敢有所作为呢？
对于张固而言，此时的世家正处于发展阶段，远未达到其巅峰时期。例如，五姓七大家中的范阳卢氏，其开创者卢植、卢毓父子，卢植已罢官归隐，而卢毓还只是个八岁的孩子。陇西李氏虽然尊李广为祖先，但其真正崛起却是在东晋时期。
唐朝皇室自称起源于陇西李氏，而赵郡李氏则在西晋时期崭露头角。清河与博陵两个崔氏也是后来才逐渐崭露头角，清河崔氏虽然现在有崔琰、崔林两人名声在外，但在当时仍是小族。太原王氏则起势于魏晋时期。
而在东汉末年，顶级世家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地位显赫；弘农杨氏，代表人物太尉杨彪、杨修父子，权倾一时；颍川荀氏，更是人才辈出，荀彧、荀攸、荀堪等荀氏八龙，以及颍川陈氏的代表人物陈寔、陈纪、陈谌、陈群等，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最后，还有那场群雄逐鹿中的最终赢家——河内司马氏，司马八达更是名震天下。
然而，这些世家在后世却逐渐没落。如果张固想要统一天下，那么这些世家势力中的大部分都将成为他的敌人。因此，张固认为，自己现在从源头打压世家与统一天下并不矛盾。
真正令张固感到头疼的，其实是颍川士族这股力量。三国时期的顶级谋士大多出自颍川，曹操手下的谋士团几乎就是由颍川天团组成的。如果张固一开始就表明对世家的敌意，那么颍川谋士很可能就会与他擦肩而过。这正是张固感到头疼的地方。不过，如果能够得到郭嘉这样的顶级谋士，那么也足以抵得上颍川其他的人才了。而且，张固深知，颍川谋士团中也有出身底层之人，如戏志才、徐庶等。
此时，郭嘉却突然开口问道：“科举？何为科举？”郭嘉的声音打断了张固的思绪。听见郭嘉的提问，张固回答道：“我们大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到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这便是孝廉制，也叫察举制。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
郭嘉点头表示赞同：“确实如此，此法传自春秋，由乡老推荐，通过举荐、考核才能为官。”
张固继续说道：“奉孝说得没错，可是问题就出在举荐为重，考核为轻。考试在其中并不重要，举荐才是决定性的。选士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因此，世家才有了生存的土壤，他们把控着举荐和考核的权力。举荐上来的只会是自家子弟，而百姓则无法被举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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