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匈奴不仅所在八郡免交税费，而且一边拿着大汉朝庭每年给的一亿多钱的输血，另一边还面朝广阔草原不断扩张收编，再加上东汉不断派兵支持。至和帝永元二年，据《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记载：“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随着南匈奴人口增多，实力增强，他们的小心思也逐渐活络起来。
从东汉永元二年至熹平六年，南匈奴驻地范围仍旧分布于北境八郡，但部分部落已有不臣之心，时有叛离之举。
如：永元五年的安国之乱，永元六年的逢侯之乱，永元八年的乌居战叛逃，汉安元年的吾斯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
在东汉朝庭与南匈奴赢得与北匈奴的战事后。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也正在悄悄兴起。作为北境侦察防守的力量，南匈奴在与鲜卑对立的同时，也加强了联系。
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
朝庭当然也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比如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军职；要求他们送侍子入朝；安排从事、掾史入驻参诉讼，察动静。还在渔阳置渔阳营，在五原置度辽营，在雍县置雍营，在长安驻虎牙营，在黎阳置黎阳营。
史书记载：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后汉书·孝安帝纪》：“建光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这些措施在当时来看，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这些措施仅仅只是战术性质上的预防，甚至有些措施，比如每年一亿多，免税等，还有些养老鼠咬布袋的嫌疑。
从整体上看，战略上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制度僵化，吏治不彰，民不聊生；土地吞并，隐匿人口，蓄养部曲；士族、世族、豪族为宗族私利，逐步侵蚀垄断国家权力；底层人民丧失的不仅仅只有机会，还有希望。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地区发展不均，内部顷轧攻讦，得利者与失利者对立加深，阶层分化明显，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让这个朝庭终究无法阻止局势恶化的脚步。
东汉朝庭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光和二年最后一任使匈奴中郎将张修的死亡而渐渐化为泡影。
《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二年，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有罪，下狱死。”李贤进一步解释：“时张修擅斩单于呼徵，更立羌渠为单于，故坐死。”
《资治通鉴》记载：“光和二年，五月，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呼征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死。”
张修擅杀的行为让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匈奴人失去对朝庭的信任，给那些想反叛的势力一个拉拢分化的机会。因此朝庭不得不处死张修以平息匈奴怨气。
张修死了，随之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以及紧接而来的各地烽烟，让东汉朝庭左支右绌。在张纯张举叛乱后，朝庭调南匈奴参与平叛，这竟成为压垮南匈奴与朝庭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南匈奴休屠各胡乘机反叛，攻杀郡守邢纪、并州刺史张懿和单于羌渠。而领兵在外的于扶罗也没闲着，一边向朝庭申诉，一边却与白波军一起进犯太原河东等地。
《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中平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
这一系列变化，让雁门关内外，几乎成为外族天下。又或者，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必须依附仰赖外族才能得以生存。
回到西汉时期，在《汉书·匈奴传》记载这么一件事：当单于驩喜上书愿保边塞安全，请西汉朝庭罢边备塞吏卒，以休人民时。天子下令大家商议。郎中侯应发言认为不可，其中就谈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盗贼桀黠，……，亡走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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