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也向租界当局施压，企图从外交途径来迫使守军撤离。
于是租界当局首先要求第三战区命令四行仓库守军撤离，并表示允许守军退入租界，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出于对八百壮士的崇敬与同情，许多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民政府命令四行守军撤退，以保全这支英雄部队。
考虑到“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屡挫日军兵锋，极大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同时也在国际舆论面前展示了中国以弱抗强的不屈意志，出色完成了“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使命。
10月31日上午，蒋介石电令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514团1营于11月1日凌晨2时撤离四行仓库归建。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到： “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此时，88师主力已撤至沪西的北新泾、周家桥、丰田纱厂一线，孤悬敌后的1营如要撤退归建，只能渡过苏州河经租界归队。
由于租界当局有过允许1营通过的承诺，所以孙元良便派副师长冯圣法和参谋长张柏亭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淞沪警备司令杨虎一起与租界当局交涉。
31日14时，冯、张、俞、杨与公共租界的外国驻军总司令英军少将斯摩利特（Smoleet）等租界当局代表会谈。
租界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通过英军警戒线时的行动协调、对封锁四行仓库后门的日军机枪阵地与探照灯的压制，以及准备通过租界时的交通工具等要求。
21时，张柏亭通过电话命令谢晋元率部于当晚撤出四行仓库。
31日24时，守军分为两个梯队，交替掩护，冲过新垃圾桥进入租界。
在坚守四行仓库和突围战斗中，1营共计阵亡14人，伤23人，击毙日军至少在100人以上。
1营退入租界后，先被带到中国银行仓库。租界当局随即要求收缴1营武器。
谢晋元和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坚决不同意缴出武器，双方僵持不下。
在漕河泾等候1营归队的张柏亭赶到租界，在了解状况之后，要求谢晋元暂时先交出武器，同时英方也解释进入租界不许协携带武器是惯例。
而且他们只是代为“保管”，绝非“缴械”。
谢晋元这才命令缴出武器——共计步枪200余支，轻机枪24挺，重机枪4挺，驳壳枪20余支，手枪3支，子弹12万发，从这个数字来看，1营几乎是把全部轻重武器都带出来了。
1营被缴械后，步行前往西藏路跑马厅休息，当时已是深夜，沿途还是有大批群众闻讯自发赶来欢迎。
1日上午，1营官兵在吃完早餐后由租界当局派车送往星加坡路（余姚路）胶州路口的意大利兵营，沿途受到上海市民夹道欢迎。
但是一进入意大利军营后，1营就遭到羁押，由万国商团看守。
乘坐由租界提供的车辆前往意大利军营的四行守军：
1营退入租界后，日军立即向租界提出抗议，称如果租界准许中国军队通过，日军将开进租界追击。
在得知1营被租界羁押之后，蒋介石立即指示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向租界提出抗议，要求让1营按原协议通过租界归队。
但之前斯摩利特的谈判早就暗藏杀机，斯摩利特只是驻军司令，只负责军事行动，对于租界的行政与外交事务并无权限。
谈判时不但没有租界当局的正式授权文件，也没有正式签署任何书面协议，租界方面从一开始就只是想把1营骗出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退入租界被强行缴械后，便成为了一支真正身陷孤岛的孤军，被租界羁押在星加坡路（余姚路）胶州路口与胶州公园（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一墙之隔的空地。
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18日，长达4年又1个月零27天，这块营地也被称为“孤军营”。
从孤军被租界羁押后，国民政府就全力展开外交努力，但一直没有奏效。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多次派人游说谢晋元率部投效，但都被严词拒绝。
于是日伪就收买了孤军中的败类，于1941年4月24日将谢晋元杀害。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此时还有约320名孤军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先将孤军迁至宝山月浦机场旁的空置军营，再于1942年3月将孤军官兵全部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
从1942年5月开始，分六批将孤军押往不同地方作苦工，最远的两批被送到了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岛。
其间有包括继谢晋元之后担任团长的雷雄在内约100人逃脱，回到大后方，还有约100人在做苦工或逃亡中遇难。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幸存下来的四行孤军还有约170人，都受到了从优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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