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清朝同治七年，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织、新旧思潮碰撞的关键时期。历经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尚在艰难修复之中，而西方列强凭借着诸多不平等条约，持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国家的主权不断遭受侵蚀。洋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推进，洋务派们深刻认识到，仅靠引进西方的器物技术远远不够，培养掌握新式知识、具备近代思维的人才才是根本所在。于是，在各方努力下，近代教育机构开始出现了萌芽，它们犹如破土而出的新芽，虽稚嫩却蕴含着无限生机，承载着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未来的期望，试图打破传统教育的桎梏，为中国开辟一条通往富强的人才培养之路，尽管一路上阻力重重，却也在艰难中不断摸索前行。
据《同治朝近代教育初兴纪要》记载：“七年，各地渐有新式学堂之雏形初现。于上海、福州等地，洋务派官员积极筹措，或依托洋务企业，或借助洋人之力，兴办起若干传授西学之场所。其课程涵盖算术、格致、外语等诸多门类，迥异于传统科举之学，虽遭守旧派诸多诟病，且师资、教材皆匮乏，然其为培养新式人才之决心未改，此等学堂之出现，实乃吾国近代教育之重要开端，为日后教育之变革奠基也。”从这段文献资料中，不难看出当时近代教育机构萌芽时那举步维艰却又充满希望的状况，洋务派们怀揣着坚定信念，努力在困境中为新式教育撑起一片天地。
阿才，是个性格乐观开朗的年轻人，平日里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的笑容，仿佛天大的难事在他眼里都不算什么，总能积极地去面对。他为人热心，只要身边人遇到麻烦，他总会主动伸出援手，在大家眼中就是个温暖的存在。不过，他有时候也有些粗心大意，做事偶尔会丢三落四，为此没少闹笑话。阿才本是上海一家小私塾里的教书先生，自幼熟读经典，对传统学问颇有心得，原本一心想着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可随着外面世界的变化，近代教育机构开始出现萌芽，那些新奇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内容深深吸引了他，让他的内心逐渐产生了动摇，也由此开启了这充满变数与探索的一年。
这一年初春，阿才像往常一样在私塾里给学生们授课，教的依旧是《论语》《孟子》这些传统经典。课堂上，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跟着他诵读着文章，阿才看着他们稚嫩的脸庞，心中满是对传承传统学问的责任感。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阿才去城里的书局买书时，听到旁边几位读书人在谈论着新式学堂的事儿。一位年轻的书生兴奋地说道：“你们听说了吗？如今上海这边要开办好几所新式学堂了，里面教的可都是些前所未闻的学问，像什么天文地理、洋文算术，感觉可有意思了，说是要培养能跟洋人打交道、懂先进技术的人才呢。”
另一位年长些的先生却皱着眉头反驳道：“哼，那都是些洋玩意儿，学了能有什么用，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才是正道，这新式学堂啊，就是在误人子弟，我看长久不了。”
阿才听了他们的争论，心里不禁泛起了涟漪，他此前一直沉浸在传统学问里，对这些新式的东西虽有所耳闻，但并未深入了解，如今听来，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想着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那些新式学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过了几日，阿才趁着闲暇时间，打听到了一所正在筹备的新式学堂的地址，便迫不及待地前去一探究竟。当他来到学堂门口时，看到工人们正在忙碌地进行最后的装修布置，教室里摆放着一些他从未见过的教学器具，黑板也比私塾里的大了许多，还有一些洋人模样的人在和中国的先生们交谈着什么。
阿才走进学堂，正巧遇到一位负责筹备的管事，管事见他一脸好奇的样子，便热情地介绍起来：“咱们这学堂啊，可是为了培养新式人才专门开办的，以后会教孩子们算术，就是算那些复杂的数字和账目啦，还有格致之学，能让孩子们明白世间万物的道理呢，外语也不能少，这样就能跟洋人交流了呀。”
阿才听着这些新鲜的内容，心中既惊讶又向往，他觉得这些学问好像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和自己平日里教的东西太不一样了。回到私塾后，阿才的心思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他开始偷偷收集一些关于新式学问的书籍资料，利用课余时间自己钻研起来，那些陌生的概念和知识常常让他看得一头雾水，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越学越有兴趣。
随着天气渐渐转暖，阿才所在的私塾里也有学生听闻了新式学堂的事儿，跑来问他：“先生，外面那些新式学堂好像很有趣呢，我们能不能去那里上学呀？”
阿才听了，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心里其实挺支持孩子们去接触新学问的，可又担心私塾这边的教学会受到影响，而且自己对新式学堂的了解也还不够深入。于是，他笑着对学生们说：“你们先好好把咱们现在学的这些学问掌握好，新式学堂的事儿啊，先生再去打听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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