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淄青镇正在埋头发展，对朝廷上的纷纷扰扰和藩镇之间的风起云涌丝毫不关心。
特别是基本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河南道各藩镇，非常默契地采取了连结自保策略。
因为“甘露之变”的原因朝廷的权威大受打击，不说河朔三镇这样的传统割据型藩镇，就连昭义军、宣武军这样的中原防遏型也开始自行其是。
在这种背景下，河南道各藩镇逐渐开始听调不听宣，并积极向淄青镇靠拢。
尤其是康志睦的好大哥天平军节度使康全义在目睹了朝廷扣押侄子康承训胁迫淄青镇就范之后，再加上恩主大太监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被排挤隐退，康全义对朝廷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在“甘露之变”的消息传到河南道，康全义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康志宁，要求结成同盟、共同进退。
对此，黄巢给出的建议就是“连结自保”。
所谓“连结自保”有三层含义：
第一是军事上结成同盟，共同应对外部威胁；
第二是政治上共同进退，采取一致立场；
第三是经济上相互开放，实现经济一体化。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天平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淄州化”，并给周边藩镇带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于是，原本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从不向淄青镇积极靠拢的兖海观察使（泰宁军）李文悦，也不得不屈从于境内新型的产业地主阶级的压力，也开始向淄青镇靠拢。
黄巢的连结自保策略给河南道在这乱世中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河南道成为了全大唐，乃至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实现农税全免的地方行政单位。
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河南道周边的藩镇人口迅速向河南道各藩镇流失，尤其是以横海、魏博、义成、宣武、武宁几个藩镇流失最严重。
这几个藩镇被逼无奈，开始对河南道采取经济封锁策略，截断交通、堵塞商路、断绝来往的措施，以求自保。
对此，黄巢采取的策略是积极开发海路运输，和积极开发海外市场。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唐朝的造船业。
唐朝时期，中国经济发达，国力也很强盛，这就必然使得与外界的沟通与联系变得日益频繁。
由于陆路交通受地理环境影响，迫使大家都把目光投入到了海上交通。
我国内陆水系交错纵横，很多水系连接大海，这对于商品的运输有很大的便利。
水上交通的发达必然使得我国的船舶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隋唐时期建造船舶的材料，大都选用较为坚硬耐久的楠木，其次是樟木，有些地方建造也采用木兰、杉树等。
因为这些木材大都产于长江流域和珠海流域，所以隋唐时期的造船业也都集中于江南地区。
隋唐时期在造船工艺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船舶的质量水准。其中最厉害的发明当属水密封舱技术了。
水密封舱技术是利用水密舱壁，把船舶分割成很多小单间。
可别小瞧了这项技术，它对船上甲板起到支撑和加强的作用，使船体具备足够的横向强度和抗扭刚性，还可以增强船的抗沉性，即使一舱漏水，由于隔离舱壁的存在，其它船舱可安然无恙。
沙船发明于唐代中晚期，并成为后来几代的主要船舶，它是由古代的平底船发展而来的。此船呢很有特点，具有平底、方头、船身宽、吃水浅的特点。船在航行时较为平稳，并且可以穿过浅水地带，实用性可是非常强的。
唐代所建的远洋船，长20余丈，可载客600~700人，船体坚固，抵御风浪的能力是很强的，非常适合海上交通，这种船也深受从事远洋贸易行业的各国商人所喜爱。
黄巢掌握淄青镇经济主导权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登州建设船厂，并积极研发远洋海船。
黄巢自然是不懂造船技术的，但是黄巢掌握了造船业的两大命门：资本和材料。
一方面黄巢砸重金从江南各地挖造船工匠，另一方面把钢材引入到船舶建造当中。
其中最显着的成就就是实现了全钢结构龙骨的铺设，这使得登州造船厂造出来的海船异常坚固，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海上大型风浪的颠簸。
在黄巢不计成本的投入下，登州造船业迎来了巨大发展，光是太和元年一年的造船量就超过了一万吨。
要知道这可是在唐朝，一千吨（按照唐朝的造船单位是二千石）级别的海船就算得上艨艟巨舰了。
而造船业的发展，必然带来航海贸易的巨大发展。
事实上，淄青镇的工业消费能力最强的地方并不是淄青镇本身和周边藩镇，而是富裕的东南各藩。
由于经济稳定，农业发达，商业繁茂，东南各藩镇就是大唐事实上的钱袋子，历史上称之为东南财源型藩镇。
这些藩镇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特别是淄州出产的盐、铁、纺织品，在东南各藩非常受欢迎，主打一个便宜量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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