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伐高句丽是隋炀帝军事扩张重中之重，却成致命败笔。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起，连续三次倾国而出征伐高句丽，调集兵力超百万。首次出征因战略失误、指挥不当，遭遇高句丽顽强抵抗，隋军久攻不下，又逢后勤不济、疫病流行，惨败而归；后续两次征伐，国内已民穷财尽、起义蜂起，士兵无心恋战，依旧铩羽而归，大量兵力、物资消耗殆尽，边境战火未熄，内地动荡不安，隋朝元气大伤，统治岌岌可危。
六、经济改革：税制微调与商贸拓展
经济领域，隋炀帝延续隋朝前期部分经济政策并改良。税制方面，完善“输庸代役”，依土地产出、家庭人口精准核算赋税额度，适当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垦荒，新开垦土地给予税收优惠期，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规范商税征收，统一税率标准，打击地方私自加征乱象，促进商业有序发展；改革货币铸造发行管理，加大“五铢钱”投放量，提升货币流通速度，维持币值稳定。
积极拓展内外商贸，在洛阳营建规模宏大“丰都”“大同”“通远”三市，市内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云集国内外商旅；加强与西域诸国、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派遣使者出访，邀商队来华，以丝绸、瓷器易取香料、珠宝、药材；扶持沿海港口建设，发展航海贸易，虽成果初显，却因频繁战事、劳役过重，百姓无暇顾及生产经商，经济改革成效大打折扣，难以扭转隋朝经济颓势。
七、文化整合：文艺兴盛与教育推广
文化层面，隋炀帝颇有建树，热衷文艺，自身文学造诣颇高，诗作风格豪迈大气、情感真挚，引领宫廷文学风尚；广纳文人墨客于宫廷，组织诗会、文宴，编纂《长杨赋》《江都宫乐歌》等文集，汇集当世佳作，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南北文风深度融合，为唐诗兴起奠定基础；尊崇佛教、道教，大兴寺院道观，邀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资助道士炼丹、着述，宗教文化氛围浓郁，文化交流频繁。
重视教育普及，除中央国子监、太学培育高端人才，要求地方州县普设官学，放宽入学门槛，贫寒子弟亦有求学机会；增设专科学校，培养医学、算学、律学专业人才，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专业技能；整理典籍文献，组织学者校勘经史子集，保存文化遗产，文化事业一时昌盛，却难掩隋朝社会矛盾激化、大厦将倾危局。
八、政策综合影响：辉煌与覆灭交织
隋炀帝即位后系列政策，初衷不乏高远战略考量，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利于国家长远布局，军事扩张旨在扞卫边疆、扬威异域，文化整合促进文明传承发展；部分经济改革、政治集权举措短期成效显着，提升行政效率、活跃商贸。然政策实施节奏失控，大兴土木、频繁征伐远超百姓与国家承受力，民力过度征发、赋税沉重，致使底层民众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丛生，贵族、官僚对政策不满，地方势力伺机割据，隋朝内外交困，辉煌开局迅速转为败局，短短十余载便走向覆灭，为后世留下无尽叹息与深刻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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