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何启安，在聪聪长达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是他所见过的最为擅长玩弄权谋的领导干部。
何启安心机深沉，手段狠辣，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力欲望，不择手段，将官场视为自己的棋局，肆意摆弄他人的命运。
他凭借着自己的权谋之术，将部长和一众副部长玩弄于股掌之间，如同操控着木偶一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而那些科级干部和科员们，在他的眼中更是如同蝼蚁一般，微不足道。
在他的淫威之下，整个部门的一切事务都紧紧围绕着他的指挥棒转动，他大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能事，将公共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肆意妄为。
何启安委派自己的心腹干部科长，对覃仁安科长在 1966 年至 1970 年那几年的政治表现，进行重点调查。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调查组费尽心思，却并没有获得任何足以将覃仁安置于死地的线索与证据。
眼看着再过一年，何启安自己便要退休了，他心中暗想，若是不给覃仁安一点颜色和处分，他实在是不甘心。
毕竟，在他的眼中，覃仁安是一个不听话的刺头，他必须要将这个眼中钉拔掉，才能安心地离开这个岗位。
1968 年，龙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龙征途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批斗折磨，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覃仁安当时作为县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在这一事件中，他既没有组织批斗，也没有参与批斗龙征途一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预料。剧团中有两个年轻的造反派到现场参与了批判龙征途，何启安便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可以将覃仁安拉下马的机会。
于是，他指使他人栽赃陷害覃仁安，硬说那两个参与批判的年轻人是覃仁安背后指使的。就这样，何启安凭借着阴谋诡计，成功地启动了对覃仁安的纪律处分程序。
覃仁安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坚信自己的清白，他认为任凭对方如何算计，也无法将自己扳倒。
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州委书记是龙山人，在关键时刻一定会为自己说话，一定会主持公道。
现实情况是，他想法实在是太过天真了。在这个复杂的官场中，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往往是残酷而无情的，他的这种天真想法，最终只会让他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在宣传部机关支部大会上，对覃仁安进行纪律处分的讨论正式展开。在这个大会上，大多数有良知的党员干部都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对何启安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满。
因此，在投票时，他们不是投反对票就是投弃权票。整个支部共有二十五名党员，然而，举手同意给予覃仁安处分的只有 9 票，反对票有 4 票，还有 12 人投了弃权票。按照规定，同意的票数未过半数，何启安的动议应该是无效的。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自然而然地，正直且充满大义、对邪恶行径深恶痛绝的张聪，毫不犹豫地投出了那张坚决的反对票。
彼时，针对“三种人”的清算与处置必须要经由州委常委会议深入研讨并获得通过方可执行。而何启安在此次常委会上，充分发挥其能言善辩之能事，口若悬河地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一番极度扭曲和肆意夸大的汇报。
待众人听完何启安那番看似绘声绘色，却实则偏离事实真相甚远的汇报，以及所提出的相关建议之后，杨书记不禁眉头紧蹙，陷入到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广大党员干部们的确承受着形形色色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许多人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或多或少地犯下了一些左倾方面的过错。
杨书记也是权谋高手，他不会给政敌任何诟病自己的机会。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果断拍板说道：“不可否认，在那个艰难的时代背景之下，咱们的党员干部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左倾方面的失误。既然如此，那就给予覃仁安同志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以示惩戒吧！”
就这样，覃仁安莫名其妙地背负上了一项纪律处分。
覃仁安得知这个结果后，内心极为不满和愤怒。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自己的努力和清白被人肆意践踏。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他犯了第二个错误。他认为宣传部对他不仁，这个地方让他感到伤心和绝望。于是，他赌气申请调到路桥公司任经理去了。
他希望能够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摆脱那些不公正的待遇和阴谋诡计。
可是他并不是干企业的料，在企业工作几年，不仅没有赚到钱，还在九十年代国企改制、民进国退的浪潮中下岗失业了。最终到退休年龄时，覃科长每月只能领到三千元的养老金。
然而，覃仁安的离开并没有让事情就此结束。何启安的权谋之术依然在宣传部中继续上演，他依然在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地打压和排挤那些他认为不听话的人。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干部们小心翼翼地工作着，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覃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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