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西南方面军的高层指挥逃的逃，死的死，包围圈里的苏军越来越混乱，又被切断了后勤供应，既无燃料又无弹药，再也不能组织起有效的突围了，包围圈内的苏军士兵在劫难逃。
在这种十死无生的环境下，伟大的红军战士发扬“战斗民族”至死方休的光荣传统，在基层指挥员的带领下，整营整营地端起刺刀，拿起工兵铲，头盔、铁锅，颠勺、菜刀以及一切手边能用的武器，高喊着“乌拉、乌拉”的口号，向德国强盗的坦克大炮和机枪阵地发起密集冲锋。
扩音机把钢铁导师斯大林激励人心的讲话传遍整个战场，以致许多士兵阵亡时耳边仍萦绕着他的声音。
这种绝望的自杀式冲锋最后成了一场德军对苏军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苏军士兵倒在德军的枪炮下，广阔的田野上堆满了苏军将士的尸体，局面惨不忍睹。
在遭受了重大伤亡而徒劳无功之后，面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人间炼狱，苏军后续庞大的后备队伍绝望了，也彻底崩溃了，他们选择了放下武器。
到9月26日，战斗结束。近百万红军将士除不到10万的阵亡者外，其余66.5万人都成了俘虏。
德军还俘获了坦克884辆，火炮3718门，车辆3500辆。
战俘中如发现有被洗脑的战士都被就地枪决。
其余的人则被押往后方去做苦役。
德国人对他们极为残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劳役和冻饿折磨而死，没有几个人活到战后。
基辅会战，使毛熊最强大的西南方面军不复存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受到重创。
整个苏德战场的态势急剧恶化，德军占领基辅后，前出到哈尔科夫工业区、顿巴斯资源区，莫斯科和高加索油田都受到严重威胁。
毛熊方面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最高统帅斯大林导师的独断专行和瞎指挥造成的。
而造成钢铁导师这幅“尿性”的原因是斯拉夫这个民族本身推崇的大国沙文主义。
这使得苏军在战前的理论研究和实战演练方面基本上都是按进攻型的步骤推演的。
他们之所以在西南方向设置重兵，就是为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迅速转入反攻，和西方方面军合围德中央集团军群，根本没想到西方方面军的不堪一击。
这就使他们缺乏打防御作战的训练准备。
所以在战争初期，他们不顾实际情况，总是希望能够尽快反击，尽快地打败德国强盗，和华夏在抗日战争初期一部分人的“速胜论”有相同之处，完全认识不到抗击侵略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持久性。
而在初期被德军打得惨叫连连之后，又心理脆弱，死板教条，一个劲的死守防线，不肯放弃，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围歼战，反而丢掉了更多的主力部队和更多的国土。
虽然西南方面军将士用他们的鲜血为保卫首都莫斯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但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斯大林从此开始自觉走下神坛，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对前线指挥员指手画脚瞎干涉。
同时，战争也是一个大熔炉，炼出真金，淘汰渣滓。
经历了几次大败之后，可怜的骑兵老帅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保守落后的指挥员被淘汰，而以朱可夫为代表的苏军新一代指挥员成长起来，在交了惨重的学费之后，他们从敌人那里学会了闪击战的战术，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战役结束后，希大爷是得意忘形的不得了，称基辅战役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伟大的会战。”
然而在绝大多数的参战将领和军事史家看来，希大爷坚持先打二毛而搁置莫斯科，是本末倒置，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战略上却犯了严重的错误。
如果希大爷能够不干涉古德里安们的行动，于7-8月份直奔莫斯科，那他就会拿下莫斯科，从郑治上或许能迫使毛熊投降或者签订停战协议。
在前期德军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西南战区保守落后“老古董”布琼尼根本没有那样的雄心和能力去抄中央集团军群的后路，即便布琼尼豁出老命不要来摸中央集群的老虎屁股，古德里安一个回身反击照样会打得他满地找牙。
因为此时的苏军不管那一方面军，在完全丧失制空权的前提下，犹如惊弓之鸟，自保都费劲。况且，还有南方集群在后方的牵制。
首都莫斯科被打下来，对于全局的影响会大得多，不但会使苏军失去四通八达的铁路枢纽而运动不便，更会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大大影响毛熊军民的士气，甚至威胁苏维埃政权。
好在天佑战斗民族，基辅围歼战使德军进攻莫斯科的最佳时机已经永远地错过了，因为1941年的第一场大雪，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更早了一些，利用这段时间，毛熊红军加紧充实了莫斯科的防务。
这一场早来的大雪，将第一次开启埋葬德国侵略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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