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女支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是“状元”、“榜眼”、“探花”。“评花榜”造就了一批批名女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楼、酒楼等行业的兴盛。
远在盛唐时期，文人骚客便常与名女支歌女往来，诗酒唱和。
诗人常赠诗名女支，赞美或品评其才艺品貌。
到了北宋就开始出现正式评选青楼名女支的畸形“选美”活动，没落士人以此寻欢作乐，还名美其名曰“评花榜”。
最早年间可以追述到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有了品评女支女的“花榜”，而且赛会组织、评选标准、评委档次、社会影响诸方面都相当考究。
女昌女支界“选美”也有才艺比拼、修养比拼的环节，专门测试参选妓女琴棋书画，歌舞茶酒等功夫。
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
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
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腐败的一种挪揄与嘲讽。
与后世的各类“选美”大赛相类似，“评花榜”前，主持者要选好花场，订立评选章程条例，其内容则是令当代美女们可能望而生畏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但那时候还尚无正式的公证机构，所以在评选议程中会省略“请公证人员致公证词”这一项。
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女支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
风流才子与名女支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
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
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十倍”。
评选前后，当地旅馆、酒肆自然暴满，生意空前兴隆。
而到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
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评名女支，一时称为盛况。
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女支，称为“金陵十二钗”。
等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
当然了，有整顿的也有顶风作案的。
等到了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定下状元、榜眼、探花。
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
可惜，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
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就是后来演变过来的“花国选举”。
在很多人看来娼妓选美，一方面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嘲风弄月之举；
另一方面，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
其实也好理解，女支女评花榜活动的影响力实在太巨大了，民国时期魔都的繁荣，有相当大一部分体现青楼，女票女支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自李伯元在《游戏报》举办女支女评花榜活动之后，到1917年到1920年，魔都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仅仅是报社举办评花榜活动，游戏场所也参与其中，两者共同主持花选，花选的优胜者由女票客投票选举产生。
1917年，新世界游戏场甚至别出心裁地创办过一次群芳选举大会，特意聘请了《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大会主任。
选举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一票售价一元，选票上需填写女支女所在女支院地址及女支女优点。
此次入选女支女达210余人，花榜选举，此后欣欣向荣地绵延了几十年。
当然了，有选举自然就得有冠军，而这冠军就是花国的总统。
简单来说无非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如果你是这样看的话，那么我表示伱只说对了一半，说明我将把我的想法说出来给予诸位。
所谓，存在就合理，简单来说，这是一条产业，历史上称为“美女经济”。
首先，主办机构得到了商业利益。
此时的魔都，女支女数以万计，银民何止十万。
选举花国大总统是一项颇吸引人注意的噱头，主办机构乘机大肆宣传自身品牌与推销产品，同时拉赞助办广告，实行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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