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背景下，两个人一碰撞，互相便会生起知音之感。
老常感觉对方“深不可测”，许多困惑自己很久的问题，杨不但也认为很重要，而且早就想好了解决方案；
杨泰永感觉对方颇有见识且“礼贤下士”，自己总算知遇了明主。
老常这个人吧，有大略而无雄才，这往往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他能够看准战略方向，看准事情的要害，但在实际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是“一筹莫展”或“干着干着就把事情干丢了”甚至“干着干着就把好事干成了坏事”。
这种“能看到问题却解决不了”的奇特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对普通人来说，问题是有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平平庸庸、糊里糊涂也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对一个郑治人物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
老常在阶段性下野之后，他已经深切感觉到了自己的这个重大缺陷。
而杨泰永不但看问题十分老辣而且恰恰很擅长行政，喜欢做琐细的工作。
他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政务迅速分类，概括，整理其概要，然后对每一件政务迅速作出分析应对，提出上中下三策，以供老常选择。
这大大简化了蒋介石的工作强度，使得蒋介石的中枢决策系统，更加有效率，决策质量也更高。
在接下来的八年之间，老常在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郑治军事难题的过程当中，决策十分英明高效，基本没出什么大的纰漏和错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两人才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按照历史经验，一旦这样的“官配”出现，就意味着他们的敌人要倒霉了。
老常原本只是一个军人，所学所思基本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事情，在处理总司令事务时还勉强能够胜任。
但随着郑治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做了老大之后，工作量激增，军务、政务、派系内等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等着他来做决策，他就无法应付了。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处事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同时进行多项工作；
赏罚不明，认为应该做的事却拖着迟迟不做，不该做的事虽然知道不应该做却无法及时终止；
最可怕的是，他的决策十分轻率，而且决策一旦施行又没有监督，很多事情干着干着就没有下文了，这也是人们对老常及其行政机构最大的诟病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老常自己都有过反思：
“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
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
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隔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杨泰永向老常建议，仿照汉武帝设立内朝的制度，在老常身边专门设立一个直接办事机关，作为常的军政中枢，辅助老常处理公务，决策天下大事。
洪城行营在成立初期，沿袭以前惯例，机构颇杂，后来为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公战略改为三厅一部和六处，还辖有别动队和感化院，成为老常和杨泰永的内朝系统。
行营内设：秘书长室——协助老常处理综合情况，下辖秘书若干，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负责；
办公厅——主持行营总务工作，由杨泰永好友熊惠担任主任。
熊是新政学系的干将，经常代表老常出席各种场面性的活动。
第一厅——该厅又称“三分厅”，主管军事工作，由贺担任厅长，下辖两处六课，有参谋200多人。
凡行营一应军事工作，如军令、作战计划、军政、后方勤务、军械给养等事项都由第一厅负责。
第二厅——该厅又称“七分厅”，主管郑治工作，由行营秘书长杨泰永兼任厅长，凡行营民政、教育及地方政权组织、农村经济、经济封锁等事项都由第二厅负责。
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各省的直接行政上级，成为事实上的行政院。
郑治部——主管军队的“政训”工作，由黄埔三杰之一的另一贺任主任，袁任副主任，凡洪城行营指挥的军队（有80多个师），其郑治部主任都由贺节制。
贺也是老常手下难得的思想工作天才，此时颇受信任，但其野心也夙为老常所忌。
六处——即审核处、运输处、航空处、经理处、军医处和军法处。
审核处权限极大，负责审核派系内10个省政府和3个特别市政府的人事和经费，一些重大的工程、计划也要经过它的批准；
运输处主管行营交通工作；
航空处负责第五次围剿的空军袭扰事宜；
经理处负责发放参加“围剿”军队的薪饷；
军医处主管发放医药卫生物品，还在各地设立30多所伤兵收容医院；军法处负责执行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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