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种植玉米，特别是在大明北地推广玉米良种，是符合当下大明国情的。
要知道从永乐十一年开始，大明正在经历一场为期8年的迁都活动。
这八年间，皇上朱棣在哪里呢？
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他在南京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得益于得益于塞国贷款扶持的两京公路开通，这些年大明也从塞国陆续进口了各种规格的汽车。
就比如兵部搞来的那批二手军用卡车，如今仍在两京公路上跑物流。
往返两地比之从前便利了许多。
可北方的土地贫瘠，粮食产量短缺。且大量北方农民被朝廷征召服徭役，这使得北方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后来山东的唐赛尔起义就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
而在明成祖朱棣迁都之后，北京的粮食供应长期依赖运河运输。如果能在北直隶乃至辽东广泛种植玉米，这对于大明来说，绝对算得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在皇上朱棣的重视下，内阁、户部及司礼监同时派出人手与陶氏益农的代表们接洽。
最后陶氏益农把“金玉”种子的价格定为8分钱/斤，其中2分钱返给大明有关方面。至于他们往下怎么分，陶氏益农就管不了了。
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实行起来，竟搞的一地鸡毛，比后来嘉靖年间的“改稻为桑”强点儿有限。
此事说来话长，还要从永乐十二年开始的金融税收改革说起。
朱棣二次北伐之后，北方就算暂时安定了。
皇上罢了刀兵，大明的国家机器又隆隆开启，火花四溅。
永乐十四年的大明经济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据大明户部统计，大明永乐十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5亿元，财政收入也到了6000万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套统计办法自然是抄塞国的作业，而同期塞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30亿元！
不过请注意，大明的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且水分相当大。
最大的问题是塞国的数据是按塞音钞算的，而大明的统计货币单位是永乐宝钞。
前文咱们多次提到大明宝钞滥发导致通货膨胀，已经变相掠夺百姓的问题。
早在永乐二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使陈瑛就上奏，指出“比岁钞法不通”，认为是朝廷过度发行宝钞、收敛不力，导致了“物重钞轻”的局面。他建议朝廷主动回收宝钞，以恢复其价值。
此后包括户部尚书夏原吉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过这个问题。
通货膨胀不但关乎民间，对大明官员来说同样是一种侵害。因为他们的薪俸也是拿的宝钞居多，那么水的票子，谁愿意要啊？
后来先后有塞音版的大明钞和永乐银元两种新币上市，但大明宝钞并没有废止，而是在同时使用。
很明显，这样做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即大家把“好钱”藏起来，只在外面花劣钱（宝钞）。好比你不小心收了张假钞，你最想花掉的肯定是那张假的，而不是钱包里的真钞。
朱棣为了拿回货币发行权，又部分采纳了大臣的建议，终于推出了永乐宝钞。同时，要求民间兑换手里的大明（洪武）宝钞。
兑换比是一贯永乐宝钞等于一两永乐银元，一贯洪武宝钞等于5文钱。
是的，你没看错，到了永乐八年以后，洪武宝钞的市价其实最多值几文钱了。
同时回购的还有塞音版的大明钞，但这批钞票非常特殊，当时塞音银行是做了1:1的白银准备（按照大明的要求，这批银子运不回塞国），因此塞音版的大明钞相当硬挺，随时可以在大明的塞国银行分号兑换出现银，也就没有挤兑的现象。
好比后世你也不可能把有钱人手里的美金、黄金全收上来一个道理。
这一波币值改革是良性的，为大明的商品经济繁荣猛输了一股血。
老朱就是个破落户出身，当初的国家金融设计就大有问题。
一方面不许白银流通，一方面铜钱投放严重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呢？每年大明铸造的铜钱约1.9亿文，按6000万人口计，平均一个人只有3文钱。
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比一桌十个人玩扎金花，打底一毛钱，一块钱封顶。可是每个人手里只有一块钱的本钱，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得劲？
这么点儿钱玩个毛线啊！
通过扎金花你就会发现，适度货币宽松，有利于经济繁荣。同理，你也不能放水太多，好比同样一毛钱的底，你每人带来一个亿，那么多出来的那些个钱是没有效率的。
既然货币改革了，随之而来的就是税收改革。
大明的税收一直是收粮食、丝麻这些实物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徭役的名目也逐渐繁多，例如前文提到的皂隶银等。
到了永乐十六年，朝廷颁发诏令：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以银钱代税，其实就是后来张居正改革中“一条鞭法”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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