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济州岛。
一支船队默默穿过朝鲜海峡，靠近朝鲜国南部的济州岛。
其中一艘挂着塞国三座山峰旗帜的大船，船头站立一位身披黑色皮氅的年轻男子。此时他眉头深锁，随口低吟：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还是没有放下吗？”
一只手搭在青年的肩上，轻声问道。
这句诗是陆游怀念前妻唐婉所作，无非触景生情。而刚到朝鲜，王子刘根号想起那个为他生了孩子的朝鲜女人金秘书，也是人之常情。
杜甘与刘根号同岁，这次扈从王子前往北美的新狄视察，两人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
说是视察，其实是刘学勤那个老父亲让儿子出去散散心。
“我这样的人，成长总会付出一些代价，只是那些命如蝼蚁的小民，不知还有多少会成为我的代价？”
“呵呵，难怪人家说慈不掌兵。幸而你不是大明的皇子，要不你怕是要忧郁死了。”
杜甘开着玩笑，大概也只有塞国人敢这样跟世子殿下开玩笑。
“你说得对，我没有立场怪怨任何人，因此只有将一切罪过归于自身，明知道这样不好，偏很难从那种情绪中跳脱出来。”
刘根号大概具有很多皇长子的仁厚，可给世人的印象就是懦弱。
“哎，你还是别说了。按照条例，你说的这些我是要记录下来上报教主的。”
杜甘不但是总山弟子，也是塞音教徒，而且扈从任务是有条例的。在他的提醒下，刘根号终于沉默了。
“到了济州港，咱们去黑市好好耍耍。”
他开解道，刘根号叹了口气，挤出笑道：“也好。”
济州岛的黑市是这几年才兴盛起来的，最早就是过往渔船，往返美洲的商船停留补给，与当地人交易的墟市。
可为什么变成黑市了呢？因为这里是倭寇销赃的场所。
倭寇从洪武朝就有，到了永乐朝规模已经开始发展壮大。
关于倭寇一般有两种说法：
一是倭寇是大明海盗的小弟（雇佣兵），很多史料记载，真倭只有十之三四。
第二种说法是说倭寇就是日本浪人为主，裹挟了部分海盗和沿海渔民，没必要洗地。
要看清这个问题，需要从两国当时的国情出发，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首先是大明方面，洪武帝朱元璋推行海禁政策，站在地主的角度，给自家院子扎上篱笆，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不说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很容易发现这个政策的局限性，在当时而言，确实断了沿海居民的生路。
江浙一带还好，因为那是鱼米之乡，老百姓的活路比较多。但福建渔民就比较惨了，那里老百姓可就真没活路了。
如果你去过福州等地，你会发现那边关于倭寇的故事特别多。
一直到隆庆开关，倭寇问题才渐渐散去。从这个周期不难看出，海禁政策是沿海居民作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此时的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天皇实际上是幕府的傀儡。然而明朝册封了“南朝”天皇（大觉系）为日本国王，这是继承元朝的外交关系，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
相当于一个地区有两个大佬，你找了其中一个大佬的小弟做生意，反而让两个大佬靠边站。
两个大佬说：“你清高，你了不起！”
明面上惹不起你，私下里就要搞事。
就这样，明初的国策失误和外交失误叠加，产生了共振。
海盗冲在一线，充当了“捣乱之弧”，对海禁不满的明朝百姓和对天皇不满的日本浪人充当了 炮灰。
元末义军残余和幕府大佬在后面暗戳戳递刀子。
洪武朝时期，倭寇规模很小，通常也就百十来人，到底是老朱凶名在外，这样的人谁都惧怕三分的。
到了永乐朝，倭寇就壮大了，例如：
永乐八年十一月癸酉：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户所，福州罗源等县，杀伤军民，劫掠人口及军器粮储……
永乐十一年正月辛丑：倭贼三千余人寇昌国卫爵溪千户所，攻城。城上矢石击之，贼死伤者众，遂退走至楚门千户所。
这样的记录很多，但永乐朝时期倭寇规模动辄已经数千人之众。
倭寇属于入室抢劫，与鞑靼人南下劫掠性质相同。但不同的是，倭寇之患似乎还威胁不到主权，却相当实惠，毕竟沿海地区比北境边区要富庶许多。
可问题又来了，抢这么多东西卖给谁啊？
倭寇也表示很头疼，因为东西很多、很杂，就好比修仙小说里惯于杀人夺宝的邪修，你永远想不到会从别人储物袋里翻出什么东西。
于是就有了朝鲜黑市。
换个角度思考，这是否可以从侧面印证了倭寇背后可能有日本幕府的影子呢？如果倭寇完全由大明海盗主导，那么为何不把贸易场所选择在日本，或者苏门答腊岛的旧港等地呢？
哪个劫匪会在自家地盘销赃呢？
倭寇不但抢了朝鲜，还要在朝鲜销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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