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音二十年，教育部向全国正式推行六年制义务教育。小学、中学的学费全免，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一餐午饭。
塞国的学校已经向乡镇一级普及，全国中小学总数超过2000所，在校学生超过50万人。如果算上职业学校，大学和塞音道场，那么学生总数有60万人之多。
即便如此，全国的识字人口也才堪堪二百万人，占总人口（1800万）比例10%强些。
提高国民人口素质是个慢活儿，相比之下，城镇化的进程要迅猛的多。
重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人口已经突破80万，成为塞国最大的城市。
岷都和成都的人口都有50万，安南的升龙城也有30万人口。此外，云南的昆明，广西合浦，甘肃秦州、临洮、金县等城市，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口不等。
若把乡镇算上，全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00万。
在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街市里飞驰的小汽车已经见怪不怪，再不会像刚开始那样，跟在后面跑二里地。
市面上的卡车仍然少见，是因为军方把卡车的产量几乎包圆了，汽车兵装备全军，甚至淘汰骑兵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剩下不多的产量，被关西物流、蜀道山等有关系的大公司瓜分。
音迅车行去年的汽车产量达到6000台，从以前销售额不足百万的公司，一跃销售过亿，成为塞国最大的公司，股价更是一举突破400元！
最早投资音迅的几个股东，唯独赵安是胶菊种植大户，他手里的音迅股票一点儿没卖，结果笑到了最后。
他持有的音迅股份被一再稀释，已经不足2%，但现在至少值500万以上，赵安真是做梦都要笑醒。
那个唐一味干着西洋垦殖的总经理，这些年上跳下窜的，身家却不如赵安的零头。
选择大于努力，这话真是没错。
农业人口除了向城市工商业转移，还有相当部分被新农合吸收。
据统计，新农合保有的耕地面积已经超过4000万亩，牧场和林场近5000万亩，员工超过120万人。
若加上生产建设兵团和台湾的生产队，从事集体农业生产的人员总数已经超过250万人。
这些人已经脱离了传统农民的身份，因为他们是在企业工作，挣工资的。
其余还有一千多万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与之前相比，都没有太大变化，还是基层的农民或者牧民。
除了不用再纳皇粮，种地时偶尔能租用机器，减轻了工作强度之外，生活貌似变化不大。
去年塞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亿元，而占比达六成的底层民众，只分到社会总财富的十分之一强点儿，不到2亿元。
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仍不可避免地流向塞音教、王室和勋贵，而广大市民阶层和新农合，也从中分到一杯羹。
比如服务业，餐馆服务员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两三块钱；迪化生产建设兵团的士兵月响三块钱，但有许多隐形福利，比如伙食、福利分房，各种名目的补贴。就连找媳妇这种事，上头也管。
工人阶层的收入就比较可观了，挣多少还是取决于工厂的效益，比如音迅、斯力加这种大厂，普通工人一个月挣几十块也很常见。
而向会宁、岷都等地，由于得风气之先，这些地方的市民几乎人人炒股。这些年塞国股市虽然有波动，但整体向上的趋势未变。
上市公司都是绩优股，每年有业绩分红，但凡是长期持有，几乎都是获利的。
这些股民是切切实实吃到了工业化的红利。
但，就这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还是有人在思考，社会为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普通人又该何去何从？
这年七月，【新民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资本、机器和贫民】，作者是个叫唐真的前明举人。
唐真是四川阆中人，塞军入川后，他也改学塞学，但学的不精。他曾经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不第，之后便弃文从商，靠着塞国与大明的贸易赚了些钱。
但唐真这人不是普通的生意人，前明举人这个身份已经不低了，在这个时代绝对算得上精英知识分子。
借着塞国扩张的步伐，他游历了安南、台湾、迪化等地，也曾多次前往大明拜访师友。
他所见到的不同生产方式，民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巨大鸿沟，令唐真不得不反复思考。
后来他被成都师范学院聘去做讲师，在和师生交流的过程中，他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唐真在文中指出，自秦以来，天子高高在上，从不与民同情，帝王者，皆天下之贼。
老仙实有帝王之功，却不以帝王自居，对王室也做到前所未有的克制，而且他（老仙）的作为富了天下，此等功绩，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可以与之相比。
文中提出，国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户空虚，虽府库积财如山，实为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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