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均产值论，塞国比大明富庶不知几倍。
然而大明地大物博，人口繁多，才是商人最喜欢的市场。
管仲说过：“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商人祖师爷白圭曾经说过：“越是穷地方，越是藏大鱼。”
然而此时的满脑子都是那一船船的银子和钞票，接下来就是和户部为代表的大臣扯皮。
户部认为这笔钱自当入国库，充当国用。朱棣不舍得啊，想要纳入内帑。
这事还没扯清楚，话风就突然转到要不要迁都这件事上面。
永乐迁都这件事对后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对大明朝廷的效果而言，确实很难讲。
目前是大多朝廷大臣不愿意去北京，那地方风沙又大，又落后，哪有南京富庶？
再说了，当时明朝经济文化中心肯定在南京啊，江南地区的发达毋庸置疑。
但朱棣不干啊，他在北京呆习惯了，那边比较有安全感啊。当然，他也想打击北元，开疆拓土。总之，没人能知道朱棣的真实想法，但论迹不论心，后来朱棣确实一直在和北元干仗。
是塞国的这笔钱给了朱棣更多信心，起码腰杆子更硬了，在迁都之事上他就硬逼朝臣屈服。
大臣们对付皇上也有的是招，就说反正国库没钱，你要非得迁都，那就得用塞国这笔钱。经过一番极限拉扯，最后只给朱棣留了三百万现银，其余全入了国库。
这时大伙儿才想起塞国来的仇敬他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了。
最后还是太子朱高炽领班，姚广孝、杨士奇和文渊阁学士及相关人员与仇敬使团洽谈。
这次仇敬过来是要和大明搞一个一揽子的边贸总协定，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前都属于朝贡体系。
就是你蕞尔小国，向大哥我称臣纳贡，然后我看着给你赏赐。当然，咱们大明是天朝上国，肯定不会让小兄弟吃亏就是，否则下次谁还来呀？
但塞国和大明是兄弟之国呀，那肯定不能按照朝贡那套来，仇敬是带着方案来的。
大明不是对贸易全无概念的，市舶司从唐朝就开始设置了，专门负责进出口贸易，发许可证，收税，对进出口船只检查，看有没有夹带违禁货物等。
但此时的大明海贸仍然是朝贡制度，你的有牌照（堪合）才有资格到朝廷指定的市舶司朝贡。大明对这些朝贡使团的回礼也很厚道，一般是贡品的十倍。
明朝有一起事故，就是一伙海盗意外得到大明的堪合，冒充使团去朝贡，结果遇到真使团，两家直接火拼起来。
这要不为了赚点儿钱，谁冒那么大的风险啊？
皇上的面子很值钱，可能是受了刘学勤的影响，对海洋事业比原来的历史重视了许多，对于朝贡回礼少了一些，但仍然没有收税。
而原本的历史中，直到正德年间，海禁废弛，才开始抽20%的实物抽分，与宋元时期的关税制度接近。
这个时代抽税不可能像后世那样，做到各种商品细目制定不同的税率，也没有HS代码之类的分类系统。
所以宋代是将商品分为细色（贵重）和粗色（普通）两大类，前者抽税1/10，后者为1/15。
大明在毫无准备之下，谈判过程就是被动审阅塞国提出的文本。
塞国提出，希望大明方面开放广州、福州、宁波、天津等四处海港，或增设市舶司；长江沿岸设置荆州、汉口、南京、九江、镇江、苏州等六座江港；
对等的，塞国对大明开放合浦、防城两座海港；宜宾、重庆、阆中、昭化、岷都等河港；秦州及宁县（庆阳府）设置两座陆港。
在以上港口交易区内，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
考虑到明国出口到塞国的商品以粗色为主，在本次协定期限内，塞国对大明商人免征关税。
但对于大明方面对塞国商品收不收税，收多少税，文本中并没有提及。
初次接触之后，朱棣召集内阁，主要是请杨寓普及税收知识。
塞国的税收设计也是参考了之前历朝历代经验，还有一些刘学勤掺杂的私货。杨士奇要总揽全局，对税收还是很熟悉的。
税收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第二条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朱棣听完还有些小失落，他还想问问老仙有没有长生不老的办法呢，好嘛，这直接确定无疑了。
接下来就是塞国的税收制度也还在不断演进，但是整体而言，重工商业税，轻农业税；对官绅等权利阶层，增强纳税意识，但也要适可而止；税收累进制度，尽管实施的还比较粗糙，但官府内部已经形成共识：
富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赋税。
之所以官僚体系不为权贵阶层打掩护，主要还是因为官员收入是比较理想的。腐败问题肯定也有，但刘学勤的意思是先让这种情况冒头，然后再找解决办法。
总体上塞国施政是比较自信的，大概每个人觉得身后有老仙这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另外在收取贿赂方面也是不太敢伸手，感觉老仙肯定会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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