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了一通不着边际的闲篇，孙承宗、袁可立、毕自严怏怏不乐离开了乾清宫。
本来是找皇上要点钱的，结果一厘钱没要着，反被派了一个难上天的差事。
常洛吩咐三位重臣，第一期在陕西征召三十万饥民，送往辽东，以十年为期，共移民三百万。
真是上头一张嘴，下头跑断腿。
好个万岁爷，你老人家知不知道这是三十万人，不是三万人，更不是三千人。
西安距沈阳四千余里，三十万饥民一路穿州过县，需得派多少官吏、多少士兵随行？从哪里派？拿什么钱派？
三十几万人一路上吃喝拉撒，一旦照管不周哗变了，那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谁扛得住？
就算列祖列宗保佑安全送到，三十万人的安置费又是一笔十分庞大的开支，粗略算来不下五百万两白银！谁出？
辽东又怎么找得到那么多地耕种？老辽民跟新移民争地打起来了怎么办？
眼下国库穷得叮当响，连赈济雪灾的钱都拿不出来，哪里有钱移民？
因此孙承宗、袁可立、毕自严对从陕西向辽东移民三十万的方案毫无兴趣。
但常洛不这么想，只有将陕西的问题和辽东的问题综合考虑，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否则顾此失彼永无了期。
第二日，他就下旨，命九卿科道官研讨此事，尽快拿出一套确实可行的方案出来。
九卿科道官收到圣旨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商讨移民之事。
然而，办什么事都少不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这种要啥没啥的境况下，要想拿出一套行得通的方案并非易事。
户部认为应该先解决资金问题，有了钱才能办事，没有钱说啥都是白搭。
兵部则主张，还是先加强对饥民的安抚，别磨磨蹭蹭搞出民变了，到时候还得派兵弹压，又是一桩麻烦事。
工部、礼部也各说各话。
一时间，朝堂之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常态，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力都奇差无比，不论做什么事，只要涉及的部门多了，就是无穷无尽的扯皮拉筋，每个部门虽只慢上半拍，但结果出来就慢了无数拍。
比如赈济灾民，下面的州县报告督抚，督抚行文户部，户部主事阅后呈侍郎，侍郎呈尚书，尚书审核后交内阁，阁臣票拟后交司礼监，司礼监呈御览，御览后又转内阁。
明明已经火烧眉毛了，公文还在转过来转过去，无数道手序之后，该饿死的饥民早饿死了，该暴走的饥民早暴走了，赈济粮才慢吞吞上路，至于这些粮食会便宜谁，只有天知道。
民心就是这样丧尽了。
朱翊钧看透了底下官员干啥啥不行贪污第一名，更有理由啥也不干了。
眼下全国都在闹雪灾，大臣们实在想不明白，皇上哪有闲心思千里大移民？
文渊阁里七嘴八舌，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儒站了出来:
"诸公，下官倒有一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孙承宗忙说道:"说来听听。"
周延儒道:"下官的意思，当此非常之世，朝廷用不着什么事都大包大揽，完全可以借用民间的力量。"
"既然朝廷有意开发东北，那么这其中必然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只要这个消息稍微透出去一点点，就有无数人削尖脑袋往里钻。"
"江淮地区有很多家资巨万的盐商、布商，他们财力雄厚，神通广大，建议朝廷与这些富商合作，由富商承担移民的费用，作为补偿，以后辽东军粮、军盐就交给他们购买、承运。"
"这样一来，富商们获得了天大的发财机会，而朝廷不费一文钱办了一件大事，陕西的饥民有了一条活路，而辽东人口得以充实，岂不是皆大欢喜？"
大臣们纷纷说:"这恐怕不行吧，辽东军粮转运怎能交给一伙奸商？谁防得住他们以次充好？误了军机如何了得？"
明朝的底色就是重农轻商，对商人充满了防范和打压。
周延儒出生于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一个书香人家，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
万历四十年，周延儒高中南直隶乡试第一名，而南直隶历来就是全国科考霸主，这个南直隶乡试第一，基本上就相当于两京十三省联考第一名，其含金量可想而知。
次年，周延儒高中殿试第一名。
一人身兼会元和状元，时年二十四岁的周延儒，可谓一时风头无两。
周延儒不仅聪明绝顶，而且长得相当帅气。
那一年殿试还冒出来一个少年才俊，名叫冯铨，此人年方十八，长得眉清目秀。
两人关系好得有点不正常，白日同游，晚上同眠，在京城有"小唱翰林"的风评。
这样一个人尖子，心气自然是相当高的。
眼见袁崇焕、孙传庭、郑崇俭、瞿式耜这帮他压根看不上的新科进士平步青云，周延儒心里一百个不服气。
南直隶是全国最富庶的省份，而常州的富庶程度在南直隶又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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