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将远赴上海求学，那时尚无高铁，火车多是陈旧龟速的绿皮车，到上海至少得25个小时，于是父亲破天荒带我乘坐了人生第一趟航班。
我们委托楼下的“机票车票代购”买票，拿到薄薄一叠类似发票的单据，我将其放在手上，抚摸了许久，仿佛把玩一件宝贝。随后二叔驱车将我们送到汕头机场，这是一个小小的军用机场，只是暂做民用。
我们的飞机本来该在12点左右准时出发，父亲不清楚机上是否配餐，便带我在机场餐厅小吃一顿。说是餐厅，就是一个快餐简餐的柜台，台前放几张塑料椅，不过服务员倒有三四个，均是年轻漂亮，制服统一的女子，见惯路边摊阿姨的我，已感觉十分专业。
我见有小笼包，便请父亲点一份，于是父亲直接要了两个小笼包，随后问我：“还要不要喝点什么？”
餐牌上有茶和咖啡，我心想自己还没试过在餐厅喝咖啡，便小声问父亲能否来一杯？
父亲向来以“工人”自居，对吃不讲究，平日他在工场劳作，加班不回家时，就要五元一个，里头多是些廉价五花肉和卷心菜的泡沫饭盒，配20元一斤的粗茶。可对雇员却是慷慨，那时潮州私人工厂一个月休息多数只有1到3天，父亲也是如此规定，但他逢假必批、工资照发。因此总有不自觉的人三天两头请假，享受不亚于周末双休的待遇。父亲的同行劝他莫要如此，员工一旦松懈就难管了，但父亲对认定的东西素来固执己见，平日里觉得西餐都是垃圾食品的他，或许会说我想喝咖啡做作吧。
出乎意料，父亲爽快要了两杯咖啡。手脚麻利的服务员五分钟不到就送来了。小笼包一笼五个，吃着挺香，但待我到上海吃过小笼包后，便发觉机场的小笼包只是袖珍版的“肉包子”，面皮是远不及江浙小笼那般薄的，内中更无灌汤。至于咖啡，就是两杯约莫150毫升、用白色瓷杯装的黑色清咖，喝惯雀巢速溶咖啡的我，入口只能尝到中药般的苦味，但又不好意思反悔，便故作淡定咽下了。
饭罢结账，小笼包一笼20大洋，咖啡要80元一杯。
“什么，咖啡怎么要80元一杯！”父亲当即发作起来。
“我们用的可是蓝山咖啡。”服务员解释道。
“什么蓝山咖啡！”
父亲愤愤不平地将200大洋递给对方，周围的客人都像看戏一样围观着我们，眼神中闪烁着惊讶和鄙视，我很窘迫，只能拉着父亲的手离开。而后航班发生了延误，我们被免费赠送了一顿难吃无比的围餐，抵达上海已是深夜一点，人生地不熟的我们，花了300大洋打的到达大学所在的惠南镇，随后又花了800多大洋住了旅馆，这些非用不可的开销，父亲是从不抱怨和怀疑的。
到我大二那年，我在便利店见到一种标有“蓝山口味”的布朗咖啡，说是蓝山口味，其实只是加了奶和各种添加剂的调味咖啡，售价5元一瓶，也有冲泡版的，30多大洋可买一大包，比之雀巢，味道算是极好了。某天母亲见了，让我泡一杯给父亲喝，口渴的父亲从工场回来，口端起桌上微凉的咖啡一饮而尽。
“喝得出什么味道吗？”
“就是咖啡味，能有什么味道。”
我才知道奶咖和清咖在父亲眼里毫无区别，也无怪乎他会为80大洋的咖啡愤怒了，而后我渐渐了解上海这个城市，知道从机场打车去惠南镇，绝对不需要300元、知道市面上的蓝山咖啡多数是假货，高级点的用部分蓝山咖啡豆搭配其他豆子配制出接近蓝山的味道，更多是连一颗蓝山咖啡豆都舍不得放，诸如“蓝山口味”便在此列，而那日机场端出的，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货，然而这些事，我一件都不打算告诉父亲。
2018年我新居进宅，父亲独自坐车上来广州看房，我请父亲去汇家宴吃私房菜，选了200元一位的餐标，前菜是腌青瓜、卤猪脚、热菜则包括丝瓜虾、蒜蓉炒花甲、杂鱼煲，汤是石橄榄土鸡汤、点心有韭菜粿无米粿，最后以老菜脯粥收尾。父亲吃得开心，问我价格，我答100元一位，问其贵乎，父亲说还算可以吧。我想好在没说实价，不然父亲又得生气了吧。
在回去的地铁上，有个年轻人给父亲让了坐，我这时才发现，父亲竟也到了需要被让座的年龄了，过去的我觉得他老土、不懂变通、甚至觉得与他一起有点丢脸，但那一刻我却只希望在后面的岁月里，能够和父亲多点时间相处，希望父亲能在他自以为是的世界中平静安逸地活着，希望这高速变化的社会不会惊扰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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