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那个世界的史学界拥有崇高的地位，所撰写的《资治通鉴》为重要历史文献。
而其本人在男女生活作风上与王安石一样没有瑕疵，与他俩相比，大文豪苏轼就是一个流氓加色鬼。
这是司马光好的一面，但他被人诟病的不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是当上宰相之后所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王安石全力支持、王韶一路猛攻打下来的大片土地拱手还给西夏，让北宋在西北军事上再次陷入被动挨打状态。
第二件事就是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之策，不管好的坏的一件不留，让变法所得的成就全部烟消云散。
第三件事则是发配王安石所用的所有官员，开了对人不对事的党争先河。
而在司马光之前，北宋朝堂是对事不对人的，只要你也赞同这件事就不存在政敌之争，大家一起努力办事。
这种良好风气让朝堂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在朝堂上争得面红耳赤，下了朝堂照样搂着脖子喝小酒。
所以包拯以其刚直的作风，仍能调入京城担任重要职位。
可这种良好风气却被司马光彻底破坏了，在他之后的朝堂是对人不对事，你是我的政敌，你提出的所有事都是错的，你提拔的所有官员也都是错的。
这种官场不良之风就是司马光开启的，他虽然只当了八个月的宰相，但其遗毒一直传播至今。
所以高太后死后，总算掌权的宋哲宗挺恨他，夺去司马光死后的谥号，砸碎给他立的石碑，还差一点挖坟掘墓。
出现这种秋后算账的行为真不能怪宋哲宗，他当然恨司马光了，这位皇帝也是改革派，但争不过掌权的高太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司马光将改革成果全部消灭。
而当这位皇帝真正掌权时，只能无奈地从头开始改革。
可这位皇帝年仅二十四岁就死了，使改革彻底湮灭，继位的就是他的弟弟赵佶，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宋徽宗。
而司马光也被同样大名鼎鼎的宋高宗给平反了，还将北宋灭亡的帽子扣在王安石头上。
宋朝的历史就是这么古怪，王安石是奸臣，章惇也是奸臣，可从后世看，这两位奸臣给北宋做出的贡献比那些所谓的忠臣大多了。
当然、一个能把自己的武力屏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的王朝，这些事也就不古怪了。
陈恪就不觉得古怪，但他没法对司马光有好感，将他的“毫无根据”定性为泼妇骂街。
这个定性一出，急怒攻心的司马光张了几次嘴却无反驳之语，一口闷气没上来扑通一声倒在讲台上。
这幅情景让观众大饱眼福，一场辩论会竟被赶出去一个，又昏倒一个，而剩下的三位辩论者却紧闭双唇，一副打死都不说话的神态。
众人盯着台上的一名儒生、一个和尚和一位道人，见他们紧闭双唇心里疑惑，“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是来与陈恪辩论的，而且都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可几个问题说下来，这时却是紧闭双唇不敢说话。
柳乘风不敢说话，怕说话激起陈恪的作诗填词之心，再作几首精品他以后就没法混了。
他不怕辩论失败，反正大家都没赢。
而智机和尚也不敢说话，天知道陈恪是怎么知道佛祖经历的？他连佛祖经历了什么都知道，而不知道的自己还跟他谈什么佛法？
他也不怕失败，反正已经赶出去一个、昏倒了一个，仍然保持宝象庄严的自己应该不算太失败，至少比旁边这个耷拉脑袋的儒生强。
智机和尚找到了心理平衡就绝对不会开口说话，不说肯定没错，一说就全是错。
他已悟出了禅机，离高僧的宝座又近了一步。
智机和尚是这个想法，张润也有自己的想法，柳乘风和智机和尚不说话自己也不说话。
他也不敢说话，王浮道士被陈恪牢牢地钉在道教内奸的耻辱架上，自己要是一不小心被陈恪定性为叛徒可怎么办？
陈恪不仅擅长挖地三尺，还擅长挖陷阱，何潘仁跳进去了，司马光也跳进去了，而事实证明他还擅长埋人，又将柳乘风埋进了土里。
而自己和智机和尚也被他埋进去一大半。
为保住上半身的这一小半，张润决定坚决不说话。
可他们都不说话就让辩论领导小组十分不满，唱黑脸的苏林起身问道：“陈恪、可有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让陈恪挺为难，沉吟一下张张嘴，然后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回道：“禀大人、没有。”
他的神态好似被打败的一方。
可柳乘风、智机和尚和张润却一齐瞪他一眼。
陈恪不地道，他们三个都这样了，还往他们身上舔砖加土，为难的表情、沉吟后的张张嘴、再来一声长叹、最后黯然回话，一连串的言行给柳乘风垒起了坟头，将智机和尚与张润道士的脑袋按进了土里。
于是苏林也不地道地笑了，高喊一声“擂鼓”。
第一遍鼓声传来，他们三个不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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