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姨赵月梅摔碎那只青花瓷碗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家的天要塌了。
那是个礼拜天的傍晚，我妈让我送些新包的饺子过去。我刚推开门，就听见厨房里传来我小姨的声音——那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却又压得极低，像是在喉咙里磨刀子。
“你叫她什么？你——你再叫一遍？”
我姨父周大川站在厨房门口，那张常年跑长途被晒得黑红的脸，此刻白得跟纸一样。他搓着手，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臭老婆。”我小姨赵月梅把这三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每个字都带着冰碴子，“周大川，我跟你二十年，二十年啊……你叫我‘孩儿他妈’，叫得跟喊服务员似的。你叫她‘臭老婆’——你告诉我，什么叫‘臭老婆’？”
我僵在玄关，手里的饺子盒突然重得提不住。
周大川终于出了声，声音是哑的：“月梅，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我小姨笑起来，那笑声比哭还难听，“解释你怎么在车上，用那个破车载电话，跟一个比我大八岁的女人说——‘臭老婆，想我了没？’解释这个？”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车载电话。我想起来了，姨父那辆跑了十几年的重型卡车，驾驶室里确实装了个老式车载电话。黑色的，方方正正的，听筒上的橡胶都磨得发亮了。小时候我还觉得那玩意儿很神气，像是电影里警察用的东西。
“不是你想的那样……”周大川还在挣扎。
“那是哪样？”赵月梅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抖开——我离得远，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抖得像风里的叶子，“周大川，你写保证书的时候怎么说的？‘从此一刀两断，回归家庭’——这保证书才写了三个月！三个月！”
周大川的眼睛瞪大了：“你翻我东西？”
“我不翻？”赵月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串一串的，砸在手里的那张纸上，“我不翻，我永远都是那个在家省吃俭用，连买菜都要跟人讨价还价，塑料袋洗净了晾干重复用的傻子！我不翻，我怎么知道你给那个‘臭老婆’——转了多少钱？”
空气突然凝固了。
周大川的脸从白转青，又从青转红。他张了张嘴，像是离水的鱼。
“一百二十五万。”赵月梅一字一顿地说，每个数字都像锤子，敲在在场的每个人心上，“周大川，一百二十五万——零八千六百块。我给你生了女儿，给你操持这个家二十年，你给过我什么？女儿上大学的学费，你说凑凑，再等等。妈生病住院，你说手头紧。我呢？我连买件超过两百块的衣服都要想三天！”
她越说越快，越说越急，眼泪糊了满脸，却还在说：“可她呢？那个比你大八岁的女人——陈凤霞是吧？开小卖部的那个寡妇——你给她转钱，一万，两万，五万……转账记录长得我翻不到头！周大川，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跑长途，一趟趟熬夜，胃喝坏了腰也伤了——你就是这么糟践自己的血汗钱的？”
“月梅……”周大川的声音彻底哑了，他往前走了两步。
“别过来！”赵月梅猛地后退，背抵在冰箱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举起手里那张纸——现在我看清了，是一张银行流水，密密麻麻的字，“这口气……这口气我咽不下。周大川，我告诉你，这口气我死都咽不下！”
她把那张纸攥成一团，狠狠砸在周大川脸上。
纸团软绵绵的，没什么力道，可周大川却像是被砖头砸中了，整个人晃了晃。
“我要告她。”赵月梅说，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平静得可怕，“我要把陈凤霞告上法庭，让她把这一百二十五万——一分不少地，给我吐出来。”
说完这句话，她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了门。
周大川站在原地，佝偻着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一动不动。
我轻轻地放下饺子盒，退了出去，把门带上。关门的前一秒，我看见周大川慢慢地蹲了下去，双手抱住头——那个跑遍了半个中国、从来都说“男人不能倒”的汉子，缩成了一团。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三个字：臭老婆。
什么样的关系，能让一个男人叫出这样的称呼？不是甜腻的“宝贝”，不是正经的“凤霞”，而是“臭老婆”——带着嫌弃，带着亲昵，带着十几年光阴磨出来的、扎进肉里的熟悉。
我小姨赵月梅和我妈是亲姐妹，但性子天差地别。我妈泼辣，嗓门大，一点就着。我小姨却温柔，说话细声细气，是那种去菜市场买菜，人家多找了她两块钱，她都要追着还回去的人。
她嫁给周大川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周大川那时是个穷小子，除了辆二手卡车，什么都没有。我外婆不同意，说我小姨跟了他要吃苦。可我小姨就是铁了心，说：“大川实诚，肯干，日子会好的。”
日子确实慢慢好了。周大川跑长途越来越熟络，后来自己贷款买了新车，挂靠在运输公司下面，一年到头大半时间在路上。赵月梅就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偶尔打点零工。他们买了房，虽然不大；买了车，虽然不贵。女儿周晓蕊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今年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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