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转入阵地战后，坑道便成为整个阵地防御体系的骨干成分。坑道与地面工事相结合，大大增强了防御部队抗敌火力毁伤和兵力攻击的能力，使得建设一条“攻不破的防线”有了可能。
当然，坑道本身也有局限性。陈赓就说过，如果使用不得法，坑道便是坟墓。秦基伟也说过，如果不加强坑道外的作战，或者防守部队不是万不得已时才进入坑道，“就会增加坑道的消极因素”。
上甘岭的坑道战斗，提出两个重要的战术问题：
一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可退往坑道？
尽管在敌方长时间、高强度的火力毁伤下，防守部队放弃表面阵地，退入坑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绝不能一打就退。但实战证明，只有在情况极端不利时，才可退守坑道，退守坑道的时机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二是坑道内部队怎样与坑道外部队协同作战？
坑道内部队与坑道外部队的相互支援和配合至关重要。在敌方占据表面阵地的情况下，坑道内的坚守是不可能长时间、孤立地进行的。实战证明，坑道外部队必须以火力和兵力配合坑道内的坚守行动，不仅要指定专门火力掩护和控制坑道口，而且要向占领表面阵地的敌军不断实施反击，坚决阻止敌方破坏坑道的行动。
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向坑道添补后勤补给，给坑道部队以物资上的接济和精神上的鼓励，确保坑道斗争能够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并确保其能在尔后的反击作战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当然，这两个战术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并得到解决的。
由于敌方毁伤火力太强，而上甘岭两高地的表面工事，不到一天就被完全摧毁，防守部队失去工事依托，不得不很快退进坑道。此后，尽管通过出击和反击多次恢复了表面阵地，但由于始终无法进行有工事依托的作战，表面阵地只能是一遍遍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无法巩固。
特别是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一开始，由于军和兵团后续梯队尚未调动到位，一线师、团伤亡又大，对表面阵地的反击力度逐次减弱，对坑道内部队支援不够，致使坑道战斗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上甘岭战役中，通过坑道作战，我志愿军在面对6万多敌人、3000架飞机、170多辆坦克、300余门105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地面工事被全面摧毁的情况下，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及时给予了回击。
在1952年10月21日之后，美军针对我方的坑道战，改变了战术。
占据表面阵地的美军使用炸药炸、硫黄弹熏、喷火器烧等残酷手段破坏坑道，并以火力封锁、推土填埋和铁丝网拦阻等方式封闭坑道口，企图活活困死坑道内的志愿军人员。
坑道内生存和作战条件之恶劣，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
15军战后报告对坑道内的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
日子长久了，等了一天又一天，大反击仍不来临，敌人仍旧趴在头顶上，坑道部队忍受着想象不到的各种困难和折磨，真是度日如年。
坑道被打短，容量减小，人挤得不能行动，伤员更痛苦，烈士像砌砖一样垒积起来，盖上大衣。炮火的震荡，使坑道点不着灯火硝烟、硫黄、血腥、尿屎和汗腻味使空气恶浊到不堪忍闻，常引起人员的窒息。在坑道外零下二十度的气候，而坑道内着单衣还难忍受。
坑道口升起的混浊空气像工厂的烟囱冒烟，人员必须蹲下以便空气的流通。因缺水，以尿解渴，饭也吃不进了。就在此情况下，坑道部队坚持着英勇的战斗，轻伤员继续作战，重伤员参加擦枪等勤务。
上级命令伤亡过大的连队撤出坑道，到后面整补，很多干部战士仍坚持不出坑道，他们说：“坑道就是我们的家，还到哪里去？”他们只知道胜利就忘却了死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上甘岭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他们堵在坑道的外部，用炮弹射击洞口，朝洞中放毒气和硫磺，甚至用巨石堵住了洞口，想要围困我军。
1952年10月23日夜间，我志愿军45师为了减轻坑道中的压力，决定组织一个连协同坑道内的另一个连（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排）发起反击，试图重新夺回597.9高地的1号和3号阵地。
在135团5连的配合下，8连再一次对597.9高地东北山梁上的第2号和第8号阵地发起反攻。第5连攻击失利（据说5连是唯一一个上甘岭战役中没有获得荣誉称号的连队），在没有配合的情况下，8连反复争夺9次才占领了2号阵地，攻占8号阵地后，全连仅剩下5人。
10月23日晚，由于又无法固守表面阵地，李保成带着十几个伤员和5个战士继续退守1号坑道，597.9高地反击失利。
在坚守坑道的反复拉锯战中，8连每天消耗一个班的兵力，最多时补充到140人，最少时，至10月24日凌晨，连长李保成身边就只有5个战士。这是8连第二次被打光，副连长侯有昌右胸被敌机枪子弹击中，在坑道内4天水米未进，第5天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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