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效果来看，能攻能守的地下坑道和交通壕体系已具有战略意义。
这一切，是中国士兵用双手干出来的，一个连队一个月就常常凿秃上千把钢凿，将几百把十字镐磨成锤子一样的铁块。摊开任何一名战士的手掌，都是一层层极其坚硬的血茧。
随着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日益坚固。在1951年的夏秋防御作战期间，美军平均每发射40至60发炮弹就能造成一名中国士兵伤亡。而到了1952年1月至8月，美军必须发射660发炮弹才能击伤一名中国士兵。
时任美第5战史分遣队的指挥官，贝文.亚历山大说“唯一能击倒他们的，是155毫米榴弹炮。那是唯一可以，直接击倒他们的武器。但你几乎不可能瞄准，我们几乎找不到那些坑道，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志愿军坚固的坑道工事，阴险狡猾的敌人，用上了“火攻”和“毒攻”。
仅1952年2月底到4月初，美军就向中朝两军坑道，释放毒气30余次。不仅如此，美军还用上了二战中，杀伤力极大的火焰喷射器。
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口周围，挖了避弹坑，预防敌人占领山脊后，向下扔炸药伤害坑道口守卫人员；在距离坑道口4米内修砌左右交错、有间隔的阻隔墙，防止弹片飞入伤害坑道内人员；从坑道口进入4米之后必须拐弯，以躲避火焰喷射器喷射出的直射火焰；坑道内部还设置防毒门，阻隔敌人释放的毒气；预留清理土石方工具，以防坑道口被敌人堵塞。
范弗里特忧心忡忡，决定效仿中国军队，下达命令设伏并俘虏敌人，既能摆脱无聊状态，又能振奋士气。然而，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战场上设伏，对西欧各国的部队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任务。
那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在短短一个月内，第八集团军共经历了247次伏击，却没有任何战果。焦虑不安的范弗里特决定再尝试一种新的实验——摧毁枪眼的行动。由于中朝军队阵地坚固，常规子弹难以奏效，他计划集中使用弹道较为平直的火炮，直接轰击志愿军的坑道入口和枪眼，并辅以重磅炸弹，试图炸塌中国军队的坑道系统。
试验给中国军队造成了轻微的损失。
一颗重磅炸弹将梨树洞志愿军一个师指坑道炸塌，那个在云山城外阻击得骑一师寸步难行的团长王扶之被埋在洞里。此时，他已是代师长了。
他的政委沈铁兵掀掉头上的泥土后，边指挥抢救边沉痛地指示：“估计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大概都炸烂了，要给扶之准备口棺材，他是老红军，还要通知一下他的爱人。?”
志司急电：?“不论死活，一定要挖出来！”
抢救部队已感绝望之时，工兵连长忽然发现炸塌的洞体缝隙内飞出两只苍蝇。沈铁兵大喜：?“苍蝇能活，人也能活，挖，快挖！”36小时过去了，奇迹出现，王扶之和作战科副科长王盛轼在不足一点五立方米的狭小空间内被挖出来了。他们还活着，虽然只剩了一口气……
志司的一封急电，挽救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最年轻将军的性命。经历此劫难后的王扶之，后来担任了中国军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并出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
志愿军迅速对坑道进行了全面加固，坑道入口的厚度普遍达到了十到十五米，到了后期，有些坑道顶部的厚度从最初的三十米增加到了五十米，连原子弹都无法将其摧毁。此外，坑道至少设有两个出口，满足了防空、防化、防弹、防毒等七重防护标准。范弗里特再次感到无计可施。
1952年4月7日，志愿军的全面工作，由一直享有很高威信，和战功卓着的陈赓代理主持。这时候，令美国人束手无策的志愿军前沿坑道防御工事，也已经接近完工。1952年4月间，联合国军对志愿军阵地发起了60余次小规模攻击，并一度占领了不少表面阵地，但每当夜幕降临，志愿军便从坑道中突袭，给美军以沉重打击。
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共修筑了贯穿朝鲜半岛中部地区的坑道1200余公里，交通壕6000余公里，在正面250多公里，纵深30公里内，建立起了以坑道工事为主体，以表面阵地为支撑的野战防御体系。在后来志愿军的阵地防御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着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发疯般的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座小高地上倾斜了大量的弹药，摧毁了志愿军所有地表阵地的防御工事，岩石被炸成了粉末，泥土也被翻了2米多深。
可即使这样，躲入坑道内的志愿军战士依靠完善的坑道防御体系，顽强坚守，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在反攻部队的支援下，最终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至关重要的597.9和537.7两座战略高地。
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坑道的作用功不可没。早在战役爆发的前几个月，驻守五圣山地区的15军就已展开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坑道挖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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