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艰难的行军中，大家通过互相帮助，体质好的同志帮体弱的背东西、扛枪，彼此鼓励，一步步艰难前进。
我们最盼望阴天和下雨，虽然湿重的物品让负担更重，但这样我们可以走大路，敌机无法袭击，行军速度也能加快。从熙川到仁川，不到300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生活条件同样艰苦，没有蔬菜就找野菜吃，喝冷水，吃炒米、炒面维持生存。
断炊是常有的事。
一位老同志回忆：阵地上的生活极为艰难，随身带的粮食和干粮吃完后，由于后勤补给不上，就只能断炊了。最好的主食不过是高粱米和玉米碴，根本没有蔬菜和肉类，许多战士因此患上了夜盲症。
有一次战斗，炊事班在炮火中无法把饭送上来，我们整整战斗了一天，连一口东西都没吃，饥渴难耐。正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有个战士发现沟里有人影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炊事班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送饭。
我们立刻派人去接应，但美军对阵地的封锁非常严密，飞机见到任何目标就进行追踪轰炸，投掷炸弹和汽油弹，结果炊事班的同志全体牺牲。我们没能吃上饭，只能在山里寻找野果充饥，等野果吃完了，就去挖野草根吃。
山上没有水源，后勤也无法送水上来。我们组织了夜间抢水行动，但美军的照明弹和探照灯彻夜照射，夜空亮如白昼。一颗照明弹可以持续照亮二十多分钟，接连不断的照明弹在天空绽开，随时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虽然每次行动都组织了火力掩护，但下山找水的战士几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很难再回来。偶尔一次成功了，也就等于挽救了全体战士的性命，保住了部队的战斗力。
寒冷是极为严峻的敌人。
一位老战士回忆起他所在的第66军196师586团，攻克华岳山时的战斗经历。他说：
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撤退。当时，虽然连队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的战士并不多，但冻伤的却超过了三分之二，导致整个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遍地冰雪，天寒地冻，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二是战斗时间长，整整一天一夜;三是缺乏防寒设备和防寒经验，战士们大多穿胶鞋，所以被冻伤的很多。
他说，自己和大多数战友的双腿和脚部组织已经冻坏，为了减轻冻伤，只能让战友破开河上的冰，用冷水泡脚，试图把冻住的鞋子和脚分开，但效果并不明显。此时，他们已经无法站立，更无法行走，只能靠着毅力匍匐前进。
当时没有担架队，也没有救护人员，大家只能用刺刀敲打着僵硬的双腿，发出梆梆的声响。就这样，他们爬行了大约三四里路，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山村。村里的房屋大多已被敌机炸毁，只有半山腰的一间草房还完好无损。
到达时，大家的膝盖和棉裤都已经被磨破，鲜血直流。因为没有医生，只能撕破米袋和衣物，简单包扎伤口。重伤员被安置在唯一的草房里，其他战友只能用稻草围住，在露天度过寒冷的夜晚。
白天，敌机频繁轰炸，有的战友在轰炸中受伤。两三天后，师部终于派来了医疗队进行救治。经过热敷，他们的双脚肿胀不已。医生为他们的脚部涂上碘酒消毒，然后用绷带包扎。每次换药时，绷带都连着血肉和脓水一起被撕下，痛苦难以忍受。那些冻伤更为严重的战友不得不截肢，甚至有一些人因感染破伤风而失去了生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中，周恩来负责担任“总后勤部长”，而前线军事的总指挥由彭德怀担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边境，参与朝鲜战争。在出兵之前，详细部署了部队在武器弹药、车辆补给、伤员救治以及后勤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工作，并明确提出要依靠国内供应进行作战的方针。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总后勤部长亲自关注并解决了从后勤保障所需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问题，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以及停战谈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
总后勤部长亲自部署并检查了70万人的后勤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由于朝鲜北部在入冬后气候极为寒冷，部分部队缺少足够的冬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每天两次打电话催促后勤部门加紧生产和运输。
中共中央确定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后，总后勤部长安排军委总后勤部派员前往东北调查后勤供应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51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长与聂荣臻等人前往沈阳，参加了由李富春主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针对志愿军服装不适宜作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例如，他建议将不便于防空和爬山的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不易脱下的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此外，为了防止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勾住，或者棉絮坠落影响保暖效果，建议将志愿军的棉服改为加绗线的款式，这种设计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志愿军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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