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为准备第五次战役耗时数月之久，战役发起时投入了第二番参战部队全部3个兵团的生力军，还有第一番部队2个军及人民军3个军团助战，一线兵力空前雄厚，但第一阶段作战打了7天就停了下来，没有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这样一个结果，无论是志愿军总部，还是各参战部队，都是不满意的。
当联合国军撤离后，整个战线向东转移，而东部的防御则由南朝鲜部队负责。
志愿军面临一个问题：停止进攻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最主要的，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已经准备开始全线反击。在粮食和弹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志愿军选择固守防御，将难以抵挡美军的猛烈炮火，这正是第四次战役中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仓促撤退？更是下策。
数十万人马的撤离，如果没有充分准备，极易酿成大祸。志愿军司令部经过商议，决定绝不能让美军从容反击，必须将主力从西线调往东线发起进攻。至于选择东线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驻扎在那里的主要是战斗力较弱的韩军。
志愿军总部从局势中敏锐地发现了机会：既然第一阶段的作战未能顺利在西线啃下美英军这块“硬骨头”，不妨在第二阶段改变战略，把主攻方向转向东线，针对实力较弱的韩军下手。只要能大量歼灭韩军的有生力量，美军也将陷入孤立，力量削弱，从而为决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具体思路是，让十九兵团继续在西线牵制美军主力，同时三兵团和九兵团悄然转移至东线，集中力量进攻韩军第三军团和美军第二师。
在志愿军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际，“联合国军”仍在进行部署调整。
5月8日，李奇微前往朝鲜前线进行视察。
范佛里特亲自面请指示：
如果中朝军队近期不展开进攻，那么第8集团军能否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对此，李奇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随即，范佛里特迅速开始筹备新的进攻计划，并将进攻日期定在5月12日。
然而，随之而来的情报显示，中朝军队正准备发起新的攻势。
5月12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报告：“这次攻势可能随时爆发，尤其是在接下来的72至96小时内。” 因此，范佛里特决定将原定的攻势行动无限期推迟。
李奇微的预判这次是正确的。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第二阶段攻击，果然在他预测的96小时后，于5月16日发起。
然而，李奇微和范佛里特都没有准确猜测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主攻方向。自从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以来，李奇微始终认为汉城是志愿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和必夺目标。范佛里特的观点与他相近，同样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汉城正面及其西翼战场。
他们一致认为，志愿军即将展开的第二阶段攻势，主力仍将集中在西线或中线，最有可能的进攻路线为从议政府至汉城、北汉江一带，以及春川至洪川的线路。
于是，范佛里特于5月4日对部署进行了调整，着重加强了中西部的防御，并将美军主力集中在汉城正面及其翼侧的迂回路线。
李奇微未曾预料到，志司此刻并没有将志愿军主力调往西侧，而是将兵力转向东部，集中力量在东线发起进攻。
在这一过程中，战役欺骗和保密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进入第二阶段作战构想的制定阶段起，志司就亲自把战役企图的隐蔽性视为一项关键任务来抓。4月28日，在致宋时轮、陶勇、王近山等人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此行动务必要极为隐秘。”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在汉江北岸进行渡江佯动，并特别叮嘱杨得志和李志民：“此电务必严加保密，绝对不要传达，阅后立即焚毁。”
5月8日，在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的几个关键环节做出指示时，特别强调各兵团领导要严格保密作战意图，封锁一切消息，务必防止敌军察觉志愿军的大规模东移行动。
在各种战役欺骗手段中，规模最宏大的行动是第19兵团在汉城及汉江方向展开的积极佯动。这一行动由大将军亲自策划，并在他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实施。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将主力集中于议政府、内阁里、高阳一线以北，派遣小股部队靠近敌方进行侦察和警戒，并同时进行多种渡江南进的假动作，以牵制敌主力留在西线，便于志愿军主力在下月初从东线发起进攻。
5月8日，杨得志、李志民和郑维山发布了作战指令，决定本兵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在高阳、议政府和清平川的宽广正面上寻找两到三个目标（每个目标配备一个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尤其是炮火，进行彻底歼灭。
同时，采取积极行动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以利于在东线消灭敌军；兵团主力应控制在清平川西北地区，为第二步适时渡过汉江、扩大战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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