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初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邓华在此将作战重点放在砥平里以北的杨洪公路一线（广滩里、三加里、龙头里皆位于此线上），计划集结第39军和第42军的主力，总计5个师兵力，集中攻打美军的两个团；同时以第66军、第42军的一个师和人民军的两个军团，分别对韩军第8师和第5师发起攻击；而第40军的主力则前推至原州西北，负责阻击援军。
这与志司在7日提出的三个方案大致吻合，同时也未明确指出先攻打哪里。
关于先打砥平里的电报签发于8日16时30分，而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则在8日12时签发，时间上比彭德怀的电报早了四个半小时。然而，志司的电报中并未提及邓华在电报中提出的意见，反而写到“如何具体部署请邓华同志速决速告”，这表明彭德怀在拟写先打砥平里的电报时并未看到邓华的“预先作战方案”。
志司在发出“先打砥平里”指示后不久，又改变了主意。8日23时，再次致电邓华、韩先楚和金雄，在这份电报中，调整了原先“先歼灭砥平里之敌为利”的判断，改为“先攻打横城附近之敌”。然而，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决定。
此后，志司签发的作战电报中，对首战目标的表述出现了多次反复。
9月10日凌晨1时，再次致电指示邓华：
“我们于九日20时集中主力先攻打砥平里，两个电报中的具体部署存在一些差异，最终如何进攻，由你来做最后决定。”
邓华在收到电报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先攻打横城。根据当时的战场态势来看，砥平里和横城的敌军都处在突出部，这为我方攻歼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鉴于当时的兵力状况，志愿军并不具备同时消灭两处敌人的能力，只能选择先集中力量攻击一处，再对另一处采取行动。首先攻击砥平里有其优势：可以直接动摇敌军西线的主要进攻力量，减轻汉江以南的防御压力，同时还能缩短第39军和第40军向战区的进军距离，减轻部队的疲劳。然而，问题在于砥平里的美军战斗力较强，如果在一两个昼夜内无法迅速解决战斗，周围敌军可能从三面增援，给反击部队带来不利局面。
首先攻击横城的好处在于，虽然敌军兵力众多，但主要是韩国部队，战斗力相对较弱，尤其是其两翼暴露，这为邓集团的主力在东线人民军的配合下实施合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初战获胜的可能性较高。然而，问题在于横城距离西线战场较远，即便成功后继续向南推进，若遇阻力，也难以动摇美军的整体进攻部署。
总的来说，先攻打砥平里还是横城，各有其利弊。
攻打砥平里虽然风险较大，但收益也更加可观；而攻打横城风险相对较小，但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决策的关键在于对风险、代价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志司之所以在首战目标上犹豫不决，正是因为既希望争取最大的利益，又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因而左右徘徊，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平衡点。
韩先楚之所以重视对砥平里展开攻歼，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一地区发起进攻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凭借他的指挥风格，他愿意为此承担风险，甚至不惜付出代价。
邓华经过全面权衡后，最终决定首先攻打横城，这是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略。换句话说，在权衡风险与收益的过程中，他更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那一方。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在前几次战役中的成功经验，对此次战役首战目标的选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都是通过反击取胜，战术上选择在韩军薄弱处打开突破口，随后顺势而进，迂回打击美军主力的侧后方，造成其整体部署混乱，迫使美军不得不全线撤退。
这次战役的反击依然选择了首先攻打横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前两次战役的反击模式。作为志愿军统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军事民主的风范，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并勇于自我否定，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志司与邓指之间没有有线电话的沟通，而无线电话在战役开始前无法使用，只能通过电台联系。然而，涉及战役部署的电文通常较长，一个往返过程往往需要数小时，这必然会延误战机。为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参谋长解方改变了司令部的工作流程，指示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以及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班由两人值守。
大将军一旦开始口述电文，志司内部便立刻展开流水作业：起草一组、翻译一组、发送一组，确保电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出。通过这一方式，从发电到收到回电，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解方将这种方式称为“救火车”，后来逐步发展为一种制度，并有了正式名称——“电台全程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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