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官李奇微看来，彼时并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出现那种迫使美军撤出朝鲜的最糟糕局面。
虽然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势，李奇微本人进行了多次撤退部署，包括放弃汉江南岸阵地和撤离汉城等行动，但他从未真正考虑撤出朝鲜。他一直在寻求一条能够让美军立足，并在稍作调整后再次反攻的防线。
起初，他规划了一条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斜线，连接水原、杨平和洪川，作为设想的防线。然而，很快他发现敌军在洪川方向撕开了一个巨大缺口，于是不得不进一步后撤，基于沃克之前设定的“D线”重新划定防线。
这条新防线从平泽-安城-长湖院里-原州，向东延伸至海岸。李奇微安排美军第1军在平泽至安城的防线上布防，第9军则在竹山里至长湖院北侧布防。他最终决定就在这条防线上抵御中国军队的进攻。
让李奇微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并没有继续向南推进，反而选择与联合国军脱离接触。凭借敏锐的战场直觉，李奇微迅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他判断，中国军队的攻势可能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极限。
艾奇逊经过反复思考，运用他那法律人的思维，最终决定冒险设下一个外交陷阱。1951年1月13日，美国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建议”，并将其递交给中国。
他推测中国必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既然如此，美国不妨投赞成票，这样既能顾及盟友的意见，又不会让美国陷入必须接受不愿意承担的条件中。更为关键的是，这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完全转嫁给中国。不得不说，艾奇逊对中国的心理判断非常准确，他设下的这个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三人委员会”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该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国便作出宣布：
中国代表既未参与联合国成立该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表示赞同，因此该委员会是不合法的，中国政府不打算与其进行任何接触。
这不仅让人想起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曾派遣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小组”调停国共冲突，结果却导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历史教训。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关于朝鲜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是先谈后停，而非如美帝所愿的“先停后谈”。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政府的备忘录，向朝方阐明中国的立场：目前美国因在朝鲜的失利急于寻找出路，最好是实现“光荣停战”，否则，将陷入“有限制的战争”。
然而，“光荣停战”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战争”却让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感到恐惧。因此，直到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才提出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只要先实现停战，美国便能保存其实力，并帮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区和军事力量，而谈判则可能将停战的时间无限期延长。
如果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该议案，我们在明确拒绝“先停战，后谈判”这一原则后，将主动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
柴军武将此备忘录呈报给金日成，并作了说明：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意给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与此同时，该备忘录也送达了大将军。
大将军在表示赞同备忘录所阐述的政策立场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若停战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会影响朝鲜的战事，反而有利于局势发展，因为这将减少敌机的活动频率，有利于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
显而易见，大将军对于停火的看法，与备忘录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前线的大军统帅，他更加关注战场的实际局势。在此时停火，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迫切需要休整的志愿军而言也是有利的，这可以为志愿军争取两到三个月的准备和休整时间，对未来的作战十分有利。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当时主导决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2月1日，我国复电联合国，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实质上拒绝了联合国已通过的三人委员会方案。
我国的这一反应，恰好符合了美国的预期。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满怀期待并确信，中国将会拒绝这项决议（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而促使我们的盟友回归较为理性的态度（这也果然发生了）”，从而“使美国在东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浅”。
艾奇逊精心策划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圆满成功。
接下来，美国采取了一连串的举措：
在联合国中，策动联大提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欧洲，推动北约加速组建一体化军事力量；在日本，积极策划单独与日本签订和约，并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装进程；在国内，强化实施扩军备战的各项措施，全方位提升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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