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这在华夏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是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其影响深远，知晓者众多。想当年，王阳明先生的这段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 年），因坚决反对宦官刘瑾的专权跋扈，毅然挺身而出，结果却遭到了残酷的报复。他被廷杖四十，这一顿毒打下来，身体遭受了极大的创伤。而后，更是被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担任驿丞这一低微的官职。
龙场那可是个地处万山丛抱之地，苗、僚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偏远所在。环境极为恶劣，既安静得让人有些心慌，又困难得处处是挑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王阳明先生并未就此消沉，反而结合自己历年来所遭遇的种种不公与磨难，开始了日夜不停的深刻反省。
在一天半夜里，那是一个极为寻常却又注定不凡的时刻，王阳明先生忽然之间有了顿悟。他深刻地认识到，心才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所在，由此开创性地提出了 “心即理” 的重要命题。他意识到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一悟道的核心观点，犹如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哲学思想的新路径，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 “龙场悟道”。
那么，何为圣人之道呢？其实，圣人之道便是良知呀。要知道，良知是人人都与生俱来拥有的。当我们去判断事情的对错是非时，其真正的标准应当是良知，而非那些外在的、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
在龙场的这段时期，王阳明先生还写下了《教条示龙场诸生》这一重要着作。当时，他的众多弟子对于他所提出的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等理论深感迷惑不解，纷纷向他请教。比如，弟子们就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这与我心又有何关系呢？王阳明先生给出了极为精妙的回答：“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王阳明先生自己在七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过程进行了一番叙述。他说道，自己早年为了科举考试而努力，沉溺于诗词文章的学习之中，后来稍微懂得要从事正学，可却又苦于各种学说的纷扰繁杂，搞得自己疲惫不堪，茫茫然找不到入门之路。于是，他便向道家、佛家的学说去探寻，在这个过程中，欣然有所感悟，还以为圣人之学就在其中了呢。然而，当他将这些感悟与孔子之教相互参照时，却发现其间存在着不少出入，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也往往出现缺漏，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归属；总是在依违往返之间，半信半疑。直到后来，他被贬官至龙场，身处这偏远困苦之地，在经历了诸多动心忍性的磨砺之后，忽然仿佛有了深刻的领悟。而后，他又经过了两年的体验探求，不断地以五经、四子之学来验证自己的感悟，最终就如同江河决堤之水奔流入海一般，豁然开朗。这时候，他才由衷地感叹，原来圣人之道就如同大路一般平坦开阔，只是自己此前未能真正领悟罢了。
这场悟道事件，无疑在哲学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彻底改变了哲学思想的走向，为后世的思想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李庆嘉呢，虽说对龙场悟道的大致内容有所了解，但要说详细程度，那还真是远远不够。不过，他也知道在这场悟道中，阳明先生可是在不断地深入思考着一些极为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如果圣人处于像自己这般被诬陷、被诟病，然后被发配到如此偏远艰难的地区，生活如此困苦艰难，那圣人又会秉持着怎样的道呢？圣人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是否也会像常人一样，产生郁闷、烦躁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呢？
就在这样的沉思过程中，阳明先生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在某个半夜时分，他突然就极为深刻地体证到了格物致知的宗旨所在，激动得 “不觉呼跃而起”，把身边的随从都给惊到了。而那个一直追索已久的问题 ——“圣人出此，更有何道？” 也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答案，那就是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始知” 二字，意味深长啊。这意味着，只有在经过了悟道这一过程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原来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当阳明先生成功地超越了自己，清晰地明白并且体证了圣人之道后，他才惊异地发现，圣人之心、圣人之道，原本就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它们就像是我们心中无尽宝藏的一部分，只是此前我们未曾发觉罢了。
可叹的是，人们往往是被此前的一些错知错见所误导，在这些错误观念的蒙蔽下，虚度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就像阳明先生年轻时，曾深受程朱理学 “格物致知” 观念的影响，试图通过长时间地观察竹子，去体会天理究竟何在。然而，在经历了龙场悟道之后，阳明先生深刻地认识到，以前那种在事事物物当中去探寻天理、天道的办法，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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