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 10 月 28 日晚 8 点 30 分，夜色如墨，沉甸甸地压在新蒲岗制衣厂工人周忠明的肩头。他拖着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的双腿，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天，从早上 7 点出门起，他已经在厂里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叫嚣着疲惫。而此刻，腹中的饥饿感更是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袭来，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能赶紧回到位于深水埗荔枝角道的寓所，吃上一口妻子做的热饭。
当他走到家门口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悄然爬上心头。往常这个时候，屋里总是充满了温馨的气息。妻子何宁芳那轻柔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她会一边准备着可口的饭菜，一边坐在沙发上收听广播节目。儿子周建强则会在电视机前，被节目里的内容逗得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然而今天，屋子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鸦雀无声，甚至连灯都没有亮。难道母子俩这么早就睡了？周忠明心中疑惑，他掏出钥匙，缓缓打开了房门。
客厅里空荡荡的，毫无生气。他快步走向主卧和儿子的房间，却都没有看到妻子和儿子的身影。桌子上也是一片冷清，没有准备好的饭菜。周忠明眉头紧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早上出门上班前，妻子何宁芳说要带着儿子去石梨贝水塘晨跑。虽然今天是星期六，但他们并没有提到要去别的地方。何宁芳一向是个贤良顾家的女人，从来不会在晚饭时间连饭都不做就带着儿子外出。而儿子阿强，小小年纪却格外体贴孝顺，就算偶尔何宁芳有事不能及时赶回来，他也会主动为父亲做些简单的晚餐。可今天这是怎么了？难道是被哪个亲友临时约出去了？但即便如此，也应该留个字条啊。
突然，周忠明想起早上出门前，妻子把一家三口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换洗了，当时因为儿子催着要和自己一起出门，何宁芳还说回来后再晾衣服。想到这儿，他急忙冲进浴室，一把打开洗衣机盖。只见那一家三口的衣服，还静静地浸泡在水里。这意味着，母子俩从早上 7 点出门晨跑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周忠明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心急如焚地拨通了十几位亲友的电话，声音因为焦急而微微颤抖。每一次电话那头传来否定的回答，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打完电话后，他又像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到附近的街坊邻居家挨家挨户地询问。然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一天都未见到过两人”。
周忠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算晨跑时母子俩有人受伤住院了，也不可能不打电话让亲友或邻居转告自己啊。一整天都没有任何消息，他们肯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意外。晚上 9 点 30 分，周忠明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深水埗警署。
“阿 Sir，我老婆和孩子都失踪一天了，从早上七点去石梨贝水塘晨跑，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也没和任何人联系过，你们能……” 周忠明的眼神中满是急切和无助。
“先登记一下基础资料吧。” 接警的警员说道。
“我叫周忠明，今年 50 岁，家住九龙深水埗荔枝角 319 号四楼前座，是制衣厂裁剪工。我老婆名叫何宁芳，38 岁，身高 1 米 56，身材娇小。我儿子名叫周建强，16 岁，身高 1 米 71，身材消瘦，就读于半山区圣保罗中学。他们平常去晨跑就在石梨贝水塘附近……” 周忠明快速地说着，仿佛说得快一些，就能让妻子和儿子更快地被找到。
“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有没有携带什么物品？” 警员继续问道。
“我老婆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西裤、黑胶鞋，手里还有一个买菜用的竹藤篮，因为她都习惯在回来的路上买菜，身上就带二三十元；儿子穿红白相间运动衫、白色短裤、白色运动鞋，还戴着一副眼镜，手上也戴着一块手表。”
“好，你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警员说道。
“能不能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找找？他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害怕真出了什么事，再迟点就更危险了，求求你们了……” 周忠明几乎是在哀求。
看着眼前这位心急如焚的男人，接警的陈警员心生怜悯，他叫上另外 4 位警员，一行几人分乘两辆警车，朝着石梨贝水塘的方向疾驰而去。
石梨贝水塘附近一片漆黑，当年这里并没有路灯。六人分成两组，先绕着水塘小心翼翼地分头搜索了一圈。随后，他们又沿着大埔道公路往北搜索。时间在紧张的搜寻中悄然流逝，3 个小时过去了，此时已经是凌晨 1 点，可他们依旧没有看到母子俩的身影。几位警员虽然对周忠明充满同情，但也只能无奈地安慰了他几句，然后载着他回到了警局。
周忠明回到自家寓所后，像个失去灵魂的木偶一样，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毫无睡意。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妻子和儿子的面容，各种可怕的念头如鬼魅般缠绕着他。直到天蒙蒙亮，他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敲响了邻居家的房门，请求大家一起帮忙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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