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管治的后期，那些自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贵诸王们，一个个开始腐化，因为大权在掌就为所欲为。高欢因为不想下狠手惩治他们，怕他们认为自己过河拆桥、御磨杀驴，不再忠诚效忠自己。
所以他一方面高举反贪腐的旗帜，一方面又为这些人求情说情，来收买人心，希望他们继续向自己效忠。
在政局稳定后，面对吏治日渐腐败，高欢便绞尽脑汁地削弱勋贵的权势，找借口将他们降职或调任闲职。
高欢所采取的“策略性反腐”政策，说白了就是不用蛮力强制性整肃贪腐，而是借力打力，曲折迂回地达到反腐目的。
例如他发现姐夫尉景贪赃枉法，就暗中怂恿东魏御史台对他进行弹劾，然后自己就跑到早已形同傀儡的东魏皇帝面前跪地哭泣，请求宽大处理。
又比如惩办司马子如等人时，他让由儿子高澄操纵的御史台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自己则事先给勋贵们“打招呼”，让他们检点言行、不要犯在他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手中。
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他既达到了反腐目的，又不至于让勋贵们痛恨他。
他之所以要搞这么多名堂，是因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险恶。高欢当年因一时疏忽导致亲自扶立的皇帝元修逃去关西，被宇文泰杀害，从此背上“逐君”的恶名，难免被以元魏为正统的人视作“伪政权”。
而且，当时南方的梁国是梁武帝萧衍在位，很多仍对异族统治耿耿于怀的中原人士，往往会以萧衍为汉族正统，因而对高氏政权三心二意。
高欢作为鲜卑化的汉人，他在鲜卑贵族、汉族世家两边都会吃力不讨好，在如此尴尬的境况下，即便是股肱心腹大臣，也未必对他完全效忠。
如果他不采取相对委婉的反腐手段，一旦操之过急，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众叛亲离的境地。
因此，高欢不得不采取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勋贵大臣，一开始确实是收到一些效果，被惩治的贪腐官员都有所收敛。
但时间一长，又故态复萌，而且还让这些贪官有了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当高欢在朝会严厉说贪腐问题时，他们就会意识到高欢又要做样子了，于是，他们就稍微配合，停止一段时间。
在高欢瞻前顾后的暧昧姿态下，那些被他“杀鸡儆猴”的勋贵虽遭受一番处罚，但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赦免甚或好言安慰，虎头蛇尾的反腐行动也就不了了之。
高欢的这种反贪政策，久而久之，勋贵们逐渐形成“不贪白不贪”的思维定式，就算高欢煞费苦心，反腐成效也只能是暂时且有限的。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高欢父子所信任的反腐机构更多倚重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其主要目的并不真是反腐，而是防范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起冲突，另一个意图就是令这两个最大的民族团体互相制衡，可以说他们的反腐行动明显“动机不纯，带有政治色彩”。
在当时东魏都城邺城中，司马子如与高岳、孙腾、高隆之，号称“四贵”，这些人贪污受贿，横行不法。其中孙腾是众功臣当中危害最大者。高欢屡次谴责、劝诫，但他始终不改正，继续我行我素，深受朝野内外的嘲笑和非议。
高欢的下属崔甗[yǎn]字长儒，出身清河崔氏大房。年少知名，生得高大挺拔且容貌俊俏，又非常注意仪容。
他起初是在北魏朝廷任职太学博士，迁通直散骑侍郎，因犯事后被朝廷免职罢官还乡。后来跟随高欢信都起兵，拜为开府谘议参军、给事黄门侍郎，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他跟随高欢的大军进入洛阳，高欢接管洛阳事务后，召开朝会，询问一众大臣：“今天子是尔朱氏所立，诸位臣工讨论一下是该废还是该立？”
崔甗向高欢进言说：“禀大行台，如今一国有两位君主，不合乎国法制度，节闵皇帝乃是尔朱荣贼子尊立的，如果继续尊其为帝，则表明我方讨伐行动名不正，言不顺，故而应废黜节闵皇帝，另立新君才是，恳请大行台三思。”
当时的太仆綦俊就反驳说：“节闵帝自登基以来一向贤明，可主社稷，不必再立。”
崔甗听后面色一变上前说：“如若他是一位贤明君主，自然能厚待高王。只是其既然是谋逆之胡人尔朱荣所尊立，还如何能为天子？假若如从俊兄台所言，高王出师以何名义作此次举兵的号召？”
太仆綦俊无从反驳，高欢于是采纳了他的提议，废黜了节闵帝并将其幽禁，改立平阳王元修。为新君，尊为孝武帝。
崔甗从龙有功，被孝武帝进封为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黄门郎，武城县公。崔甗“性格暴虐怠慢，自恃出身名门望族，骄纵贪污，因贪污为朝中御史纠劾”，但高欢还是原谅了他，先是让他做黄门，不久后就进封他为徐州刺史，还赐给他广宗部曲（部曲即卫兵）三百、清河部曲千人。
高欢这样做，无非是因为崔甗所代表的是汉族世家，希望以其作牵制鲜卑勋贵的一种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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