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海在信里写道：“小小姐，咱这海边的泥滩，也不是光长活水芽。老话讲‘海里的东西，一环扣一环’。我们试着在活水林旁边的水洼里放了点耐咸的小鱼小虾苗，没想到长得挺好！活水林的根须成了它们的躲藏处，它们的排泄物又肥了林子。我们还发现，哪种水草爱跟着活水芽长，哪种虫子爱来，都记下了。
你看看，对你们那边有没有用？” 随信寄来的，是密密麻麻画满了鱼虾、水鸟、贝类甚至昆虫的观察图，以及他们“瞎琢磨”出的几种套养模式的初步记录。
这些带着海风咸味、充满野趣但极其细致的一手生态观察资料，让周小小和李文看得入了迷，许多现象恰恰暗合了生态学的原理。
另一股援军，则来自周成业。他无法时常请假，但却做了一件极其“工程兵”风格的事。
他将周小小遇到的系统规划难题，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技术参数和结构问题，利用业余时间，在部队的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土木工程、水利工程甚至军事伪装防护（他称之为“为植物防风抗旱找点子”）的资料，并用最标准的图表和公式，推导出几种生态埂优化方案、不同水位调控模式下的土壤盐分迁移模拟图。
他甚至根据周小小提供的各地气候土壤数据，制作了一张清晰的“适宜套种作物初步筛选流程图”，逻辑严谨，一目了然。
他的信里写道：“小小，哥能帮上的有限，但涉及到测量、计算和结构的问题，你随时提。记住，再复杂的系统，也能分解成一个个可以解决的小问题。”
周小小将来自海洋的生态智慧和来自军营的系统思维，与农科院的科学理论不断碰撞、融合。她带着李文，开始构建更复杂的试验田：
活水芽为核心，埂上种耐盐碱的牧草，改良后的水塘里试养鱼虾，水塘边的坡地尝试种植特殊的耐盐经济作物。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鱼苗病死过，作物歉收过，但她身边有了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她时常给阿海打电话，描述内陆作物的特性，阿海则在电话那头，凭着对海洋生物的熟悉，给出“那试试看用不用海藻肥”之类的提议；
她也将遇到的问题寄给哥哥，周成业则会回寄来一张张计算过程详实的纸，分析问题可能出在水分蒸发速率还是土壤孔隙度上。
她的那本大地图上，绿色的点不再孤立。
每个点旁边，开始出现更多的彩色标记：蓝色代表水产试验，黄色代表禽类养殖，棕色代表经济作物。
一条条绿色的连线之间，开始交织起蓝色、黄色的细线，仿佛一张愈发繁复而充满生机的网，正在这片土地上缓缓铺开。
又是一个春天，周小小站在最初的那片县城试验田旁——这里如今已彻底改头换面，不再是白茫茫的荒滩，而是绿意盎然的生态农场。
活水林郁郁葱葱，埂上牧草青翠，池塘里波光粼粼，鸭鹅嬉戏，远处还有一片长势良好的特殊油料作物。
省里组织各地代表前来观摩。周小小没有过多介绍技术细节，而是请来了阿海和郑大爷（这是两位老渔民第一次走出望海礁，来到内陆），还请哥哥周成业也特意请假赶来。
她让阿海讲述如何从大海获得灵感，让郑大爷讲述“土地和人一样，不能渴着也不能腻着”的朴素道理，让周成业阐述如何用工程思维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固。
她自己，则最后总结道：“盐碱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维的贫瘠。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在实验室里，也可能在海浪间、在军营里，更在每一位愿意为土地付出心血的人的手上和心里。
这片绿色，是无数根系共同编织的成果，它们属于科学，属于经验，属于奉献，更属于未来。”
阳光下，阿海黝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郑大爷抚摸着沉甸甸的麦穗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周成业站得笔挺，眼神欣慰地看着妹妹。
周小小站在他们中间，手中的玻璃瓶蓝光温润，与她身后那片充满希望的绿色海洋交相辉映。
绿脉，早已超越了植物的范畴，它成为了连接智慧、勇气与希望的纽带，在这片复苏的土地上，也在更多人的心中，蓬勃生长，绵延不绝。
观摩会的成功引起了更上层的关注。不久后，省里下达了指示，要将“活水芽盐碱地综合治理经验”列为重点推广项目，成立了一个由省农科院牵头、多部门协作、周小小作为技术骨干的专项工作组。任务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选择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进行扩大试点。
时代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这项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没有高效的互联网，沟通依靠信件、偶尔的长途电话和频繁的出差介绍信。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模拟，大量的数据靠人工记录、打算盘、拉计算尺进行统计分析。周小小的背包里，那本越来越厚的日志和各地土壤样本的重量，远远超过了其他行李。
新的试点选在了邻省交界处一片广袤的、盐碱化程度更重的低产田。这里的人民公社社员们对盐碱地改良早已不抱太大希望，几次“学大寨”式的改土运动都收效甚微，人们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被艰苦生活磨砺出的沉默与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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