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诗人高启
高启出生于 1336 年，先世为汴梁人，后南渡到临安，再徙居吴郡。曾经，高启的家族家道雄于财，然而到了高启这一辈已趋向衰微。在他稍长的时候，兄长被征戍淮南，接着父亲又病逝，高启不得不担当起综理家政的重任。
高启嗜好读书，为诗致力于古学，还编选了诗集《仿古》。他的诗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仿佛天授之然。16 岁时，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听闻高启的才名，几次派人延请他。高启实在无法推辞，只好前往。参宴的都是巨儒硕卿，他们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让高启赋诗。高启顷刻诗成，备受赞赏。从此，高启名重搢绅间，纵前辈也不畏惧他。
高启年少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天赋。他自幼聪颖，未冠之时，就以颖敏闻名。别人以千言相赠，问他能否记忆，高启一目即成诵，众人皆叹服。他少敏力学，遂工于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东吴骚雅士，悉推之无慊。高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年少时以北齐开国皇帝的后裔自居，在诗中曾说 “我祖昔都邺，神武为世雄”“我家本出渤海王”，尽显豪气。但他少时不喜读书，放纵任侠，梦想着倚马跨剑、一展宏图，如 “少时志气壮，不识愁气悲。呼俦射鸣雁，深骛东山坡”，还希望 “偶从岸头侯，跨鞍赴边陲”。然而，命运弄人，约十五岁时，高启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无依无靠的他开始弃武从文，折节读书。他尤好诗歌，终日苦吟，加上天赋异禀，十六岁便初露锋芒，成为 “北郭十友” 唱和的核心人物之一。
高启十八岁时，娶了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为妻。婚后第三年，张士诚占领苏州，据吴称王，开始在苏州罗致人才。时任淮南行省参政的饶介出马，以文坛大佬的身份吸引了大量文士，他对高启尤其欣赏，想要推荐高启为官，但高启笑而不答。究其原因，大概是高启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虽元朝风雨飘摇，仍希望朝廷中兴。二十二岁时，高启入饶介府教其子弟。次年，他开始吴越漫游，创作了大量反映元末乱离之世社会现实的诗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次漫游的目的虽不得而知，但高启通过这次经历，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 归隐青丘，并创作了着名的《青丘子歌》。诗中自状诗人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与元末群雄割据、征伐四起的时代背景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高启强烈的避祸心理和隐逸思想。
二、中年仕途
正十六年（1356 年），张士诚攻占平江等地，自立为吴王。高启南游吴越，目睹政权动荡和百姓颠沛流离，谴责张士诚杀戮与割据，拒绝其邀约，携妻儿隐居青丘，自号青丘子。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高启以诗人的敏锐视角，深刻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他看到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生命如同风中飘絮，心中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张士诚的政权虽然崛起，但高启却看出其本质上的杀戮与割据，这与他心中的理想政治格局相差甚远。于是，他毅然拒绝了张士诚的邀约，选择远离权力的纷争，带着妻儿隐居在青丘这个宁静的地方。
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朱元璋称帝，高启欣喜于国家结束割据局面。他受朱元璋赏识，仕途顺利，修《元史》、教胄子、任翰林院编修、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但他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辞官归里。
朱元璋建立明朝，国家终于结束了长期的割据状态，这让高启看到了新的希望。他的才华被朱元璋赏识，得以参与《元史》的修订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启展现出了卓越的史学才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修史完毕后，他又被任命教授朱元璋的子弟，承担起培养未来国家栋梁的重任。不久，高启升任翰林院编修，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当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时，高启却选择了辞官归里。他深知自己年少，缺乏理财的经验，不敢贸然承担如此重任。正如他在《念奴娇?策勋万里》中所表达的那样，虽有壮志凌云，但也明白自己的局限。
在京师期间，虽有荣耀与欢愉，但内心厌倦痛苦，目睹明军对文人的残酷政策，充满精神压抑。
在京师的日子里，高启确实体验到了一些荣耀与欢愉。参与修史的荣耀让他深感自豪，与同僚的唱和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快乐。然而，这种表面的风光背后，却是内心的厌倦与痛苦。他目睹了明军在攻破苏州后，对苏杭等地文人的残酷政策，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危险的牢笼之中，精神备受压抑。这种压抑在他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 “朅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暗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生动地描绘了他在京师的无奈与痛苦。高启的内心就像一只渴望自由的孤鹤，“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但现实却让他感到无比的束缚。他思念着故乡的田园生活，“旧宅一架书，荒园数丛菊” 便是他心中的理想之地。在这种精神压抑的状态下，高启越发坚定了辞官归里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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