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自小就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其天祖父刘交师从荀子门人浮丘伯学《诗》，尊崇儒学；曾祖父刘辟强也喜好读《诗》，即便在汉武帝 “独尊儒术” 后，经学成为士人仕进重要工具的时代，他仍常与书为伴，不愿出仕，直至八十岁才被拜为宗正。刘歆的父亲刘向在经学方面造诣深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歆年少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汉成帝召见刘歆，任命其为黄门郎后，刘歆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在宦者署候命期间，他与王莽相识，两人同为黄门郎，共同的志向和兴趣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河平三年，刘歆与父亲刘向一起受诏主持校勘皇家藏书，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接触到了当时较为罕见的各种典籍。这些典籍为刘歆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如饥似渴地钻研这些皇室典藏，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这段经历不仅让刘歆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二、学术成就与贡献
（一）整理古籍
刘歆与其父刘向领导的这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意义重大。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确保了整理的全面性。接着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内容，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混乱。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保证了书籍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为古籍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共整理出图书 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他们编制目录的工作也十分出色，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后又将各书叙录集合，按部类抄成《别录》。刘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七略》。《七略》分为七卷，包括《辑略》及六个大类，38 种，603 家， 卷。它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学术源流和类别含义，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开创古文经学派
刘歆在经学史上有着重大突破。他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他重新排列六艺次序，认为 “六艺之文，……《易》为之原”，把《易》经提到首要地位，将《周易》置于 “五经” 首位。刘歆对《左传》特别喜爱，认为其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的努力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这场争论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
（三）天文历法与数学成就
在天文历法方面，刘歆在《三统历》中首次提出岁星超辰的概念，并且给出了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在《三统历谱》中，他厘定了度量衡单位系列和进位关系，为中国古代度量衡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数学领域，刘歆所造的圆柱形标准量器，根据量器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 3.1547，被后世称为 “刘歆率”。他的这些成就展示了其在多学科领域的卓越才能和创新精神。
三、政治生涯起伏
（一）与王莽的关系
刘歆与王莽在早年同为黄门郎时，便因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结下深厚友谊。此后，王莽掌权，对刘歆大力举荐。刘歆在王莽的扶持下，在政治上不断晋升，成为新朝的重要人物。然而，命运的转折却悄然降临。刘歆为王莽新朝制定了 “五均赊贷”“六筦之令” 等经济政策，但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败告终。据记载，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进行管制，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例如，在 “五均” 政策中，规定以每年二、五、八、十一月的物价为基准，按照商品质量制定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标准价格的制定留下了很大的官商勾结空间，根本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歆的子女先后因符命占卜之事受到牵累，被王莽所诛。这一事件让刘歆心怀怨恨，对王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刘歆开始谋划政变以诛杀王莽。然而，不幸的是，计划泄露，刘歆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自尽。
（二）在政治中的作为
刘歆在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展现出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立场。当光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提议应毁汉武帝之庙时，刘歆援引经文大义予以驳斥，得到汉哀帝的认同。这一举措显示了刘歆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而后，刘歆请旨设置学馆，宣扬古文经书，试图推动学术的发展和传承。但这一行动遭到了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致使刘歆无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补吏，先后任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尽管遭遇挫折，刘歆却没有放弃对古文经学的追求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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