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自己目前身受重伤尚未痊愈，行动起来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安汉的老家在汉江以南，必须要从上水渡泅渡一公里宽的汉江水面，送信的难度可想而知 。
不仅如此，最让他担忧的还是自身的安危问题，如果稍有不慎走漏了风声，那么等待他的必定是一场杀身之祸啊！
就在他辗转反侧之际，就传出来安汉被抓的消息。
距离上次密谋陷害安汉的时间刚刚过去一个多月！这些王八蛋的效率真的很高啊！
在安汉被关押期间，监察使王陆一曾安排陕西教育厅厅长黄统来汉中营救，未达目的。
安汉的家族在当时的汉中也是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他们抓紧时间向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致函，要求将安汉调到重庆审讯。
军事委员会致电时任鄂陕甘边区警备总司令的祝绍周，要求祝绍周将安汉解往重庆。
祝绍周以“案犯人众，车辆有限，路途遥远，恐生意外”为托词，不予解送。
而国家当时烟禁严苛，规定境内发现有种植、偷运鸦片的，县长都要接受死刑处分，但汉中这地方，自军阀吴新田以来，就有广种鸦片的传统，正好为其提供了得售其奸的机会。
安汉的个人悲剧，就是惹上了“小人”，而这“小人”，既手中掌握着公权，又个个工于心计，深谙罗织精髓，不仅能让阴谋借助公权而畅行其道，而且出手极快，“效率”极高。
于是一件本来莫须有的事情，竟弄得跟真的一样，沸沸扬扬，朝野震动，安汉纵然身有百口，也辩无可辩，于右任再怎么积极营救，也无济于事。
安汉案发生后，祝绍周派手下人到重庆，向戴笠汇报和蒋介石作了汇报。
戴笠对蒋介石说，安汉在武装私种鸦片，该杀；杀几个土老陕，也好给委座报“双十二”之仇！
此话，自然勾起蒋对西安兵谏的愤恨，遂示意准奏。
于是，祝绍周、孙宗复二人怕夜长梦多，将安汉秘密杀害于汉中城西门外明珠桥。
安汉被害后，安汉的哥哥安伯华、安汉的岳父李问渠等，曾在西安举行集会活动，悼念安汉。
李问渠曾书挽联：疏于防人宿愿未遂身先死，身遭屈杀亲友乡邻泪满襟。
这幅挽联，表明了亲友对安汉之死的看法：一是安汉性格使然，疏于防人；二是其死属于“屈杀”。
于右任对于安汉这个人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评价。
他认为安汉具备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并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也称赞了安汉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勇往直前的勇气，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毫不退缩。
然而，于右任也指出了安汉性格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有时候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忽略他人的建议和意见。此外，安汉在处理事情时偶尔会显得有些急躁，缺乏足够的耐心。
总的来说，于右任对于安汉的评价是全面且客观的。
有关资料记载，安汉被抓走的一路上，安汉先生受尽侮辱，沿途群众痛哭失声，经过安汉首倡资助兴办起来的一座小学时，200余师生哭送安汉十余里。
安汉之死，震动朝野；安汉之冤，感天动地。
安汉去世之年，黎坪一带几十里路上的巴山松统统死掉，当地人谓为安汉蒙冤而痛不欲生所致，八十年多年后至今巨大的朽木尚横斜林中，比比皆是。
然而，死者长已矣，他人已亦歌！在那个时代，仁人志士又有几个可以独善其身呢？
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放任祝绍周的态度。
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原因有三：其一，以于右任等人为首的党国元老们仗着自己年事已高、资历深厚，经常对于地方事务评头论足甚至直接插手其中，这令老蒋感到十分不快！
适当地给予这些人一定程度的打击，并降低他们的威望，乃是维持政治平衡所必需的手段之一。
其次，便是那位出身黄埔且属于浙江系的小老乡祝绍周了。
将这样一个人安置在汉中这片富饶之地、战略要冲的大后方，显然是出于对自家人的高度信任。
毕竟，在这种关键位置上，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此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至于他是否被外界称为"活阎王"，又有何妨呢？只要他能够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我，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最后需要考虑的便是对安汉的态度问题了。
要知道，他虽然是远赴法国深造过的农学专家啊，但却如此不识抬举，胆敢跟我那忠心耿耿的小弟唱反调！这样的人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那么也只能将安汉那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给抛弃掉了！
毕竟，和小弟祝绍周相比，他根本算不了什么。倒不如送小弟一个人情 ，以绝后患!
如此一来，既能让我的小弟心满意足，又可确保我们的计划顺利实施，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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