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剿抚营长张玉方驻节黎坪，建议组织宁强、南郑、褒城、勉县四县区联合区团，呈经主管机关批准，任命襄阳李英才为团总，当时公路不通，川陕商旅仍须取道黎坪，黎坪于是又呈现一片小康之景。
1922 年，社会动荡不安，逃兵和流浪士兵如潮水般涌来，原本秩序井然的团队也随之解散。
商人们不敢轻易出行，旅客们更是望而却步。曾经繁华一时的黎坪瞬间陷入混乱，沦为盗匪肆虐的巢穴。
然而，希望并未破灭。
1923 年，英勇无畏的红四方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行动，坚决铲除各类土匪恶势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推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并组织农民协会，成功建立起红色革命政权。
在红军的努力下，黎坪犹如凤凰涅盘，迅速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可好景不长，短短两年后，反动派发起疯狂围剿，红军不得不撤离黎平。
此后，恶名昭彰的匪首王三春趁机卷土重来，再次侵占了黎坪。
这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地方再度沦为无法无天之地，居民们饱受匪祸之苦，无奈之下纷纷背井离乡。
在一些最为严重的地区，原本有数百人口的村庄，如今只剩下一两户人家在饥饿与寒冷中苦苦挣扎，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景象凄惨至极，令人痛心疾首。
随着安汉的到来，黎平又开始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随着安汉《黎坪垦区调查报告》完成后，黎坪一带垦殖事业的沉重帷幕便逐渐拉开。
安汉，生于1896年6月，为陕西南郑县梁山人。
安汉幼时在汉中求学，1918年9月自费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获国立朗西大学农学院硕士学位回国。
安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农务处主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议、陕西省建设厅科长、陕西省立职业学校校长、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兼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
1930年春，着手全国农业垦殖研究，从此与全国农业垦殖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今天看来，安汉先生可谓我国现代史上开发大西北的先驱之一。
为了开发大西北，安汉先生一生东奔西走，着有《西北垦殖论》、与人合编《西北农业考察》等。
安汉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开发大西北的实干家。1938年抗战日紧，为安置更多难民，安汉又被任命为“黎坪垦区调查团”团长。
他前后在黎坪一带徒步考察80余天，此后亲自执笔，绘制地图，写成《黎坪垦区调查报告》，从此拉开了黎坪一带垦殖事业的沉重帷幕。
1940年3月1日，国民政府黎坪垦区管理局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管辖。
国民党中央农林部任命安汉先生为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安汉先生放弃在重庆做官的机会，自此轻车简从进驻黎坪。
当时的黎坪，贫瘠、落后、荒寒，道路不通，匪患连连，民不聊生。
几支小股土匪武装，经常杀人越货，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不时发生暴力冲突。
安汉最早访问的一位老人，一家几口共用一条裤子；当夜就借住在这户人家的牛棚里，且差一点命丧匪手。
安汉不愧为一罕见人才，就在这块极艰苦、极危险的地面上像钉子一样住了下来。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极短暂、也极惊心动魄的开发历史。
经过三年时间艰苦卓绝的垦殖运动，经过九死一生的无数次考验，横行一时的土匪被一一收编；随处可见的罂粟被一一铲除。
安汉先生东奔西走规划线路，并一马当先亲自执刀，开出第一条连接四川和汉中的主干道路。
在安汉主持下，黎坪垦区先后吸纳安徽、四川、河南等省抗日难民3万余人。
管理局规定15度以下为耕地，15度以上一律封山造林，先后垦荒6万余亩，为垦民建房7000余间，建成收养战争孤儿的教养院一所，正规小学四所，另外还修建起包括礼堂、宿舍、办公室、图书室、医务所、公安部、邮政所等在内的垦殖管理局机关用房80余间；
安汉还鼓励垦民办林场、建工厂，先后修公路千余里，一时市场繁荣，商旅不断，在垦殖管理局入驻的三年里，黎坪一度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盛局面。
另外，据1942年7月20日《重庆日报》二版，有《黎坪垦区近况》的报道。报道说，黎坪垦区开垦荒地10万多亩；安置难民和灾民3万多人；
修路三条即黎坪至元坝路、黎坪至黄官岭路、塘口至庙坝路，总长逾130公里；建成大礼堂、办公室、宿舍、图书馆、医务所、保安部、邮政所等房舍80多间，并建成教养院1所，在元坝、庙坝、黄官岭、三道河设立小学4所；
这里种植着大约 5 万亩郁郁葱葱的玉米和一望无际的大豆，还有 8600 多亩茂盛的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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