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为了平息叛乱造成的动荡，修复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裂痕，汉景帝最终采纳了梁王刘武的建议，下诏赦免了济北王刘志，将其改封为了菑川王。
不仅如此，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六月，汉景帝又下诏赦免了当初“七国之乱”时，被吴王刘濞等诸王裹挟，仍然逃亡在外的百姓和士兵，让他们返回家园安心生活。
同时，鉴于吴楚两国天高皇帝远，又担负着防御闽、越异族的责任，汉景帝还打算改封吴王刘濞的弟弟、德哀侯刘广为吴王，改封楚元王刘交第三子、楚王刘戊的叔叔刘礼为楚王。
不过，此举却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窦太后认为吴王刘濞乃是“七国之乱”的首犯，虽然已经身死，但其罪不可免，若继续保留吴国，根本无法达到警示天下的目的，其他诸侯王也会变得有恃无恐，因此认为恢复楚国即可，吴国必须除国。
汉景帝认为母亲所言有理，遂以宗正刘礼为楚王，又以吴国的薛郡重立鲁国，改封皇子、淮阳王刘馀为鲁王，以监视楚国；又封皇子刘端为胶西王，以隔绝淮河南北的诸侯王；割常山郡的北部诸县设中山国，以皇子刘胜为中山王，以隔绝燕地和赵地。
“七国之乱”时，汉景帝之子、汝南王刘非虽然年仅十五岁，但却主动上书请求攻打叛军，并率领汝南军队奋勇作战。因此，在窦太后反对重立吴国的情况下，汉景帝便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负责治理原吴国地区。
“七国之乱”的持续时间不长，但对西汉统治的冲击却一点也不小，历经这次叛乱，使得汉景帝充分意识到，虽然历经汉文帝的打压，但诸侯王和功勋集团势力仍然极大，对朝廷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威胁。
而在诸侯王和功勋集团两者之间，无疑以诸侯王的威胁更大，毕竟他们随时能够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而功勋集团历经汉文帝打压之后，如今虽然仍有一定影响力，但除了在特殊时期趁机发难，在朝廷统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再翻得起什么浪花，而且由于涉及面实在太广，短期内很难解决。
于是，随着叛乱的平定，在诸侯王实力大损，而朝廷声威高涨之际，汉景帝决定趁势进一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当然，有了前车之鉴，汉景帝这次没有再采取强硬的做法，而是选择了相对柔和的手段。
汉景帝四年（前153年）春，汉景帝下诏重新在关键要隘、河津设置关卡、驻扎驿卒，对于商贾和百姓的往来严格盘查，严禁诸侯国之间相互往来，防止诸侯王相互串联。
同时，汉景帝又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此后数年中，相继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并对原有的诸侯王予以改封，用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诸皇子，将血缘关系较远的诸侯王隔绝开来，使得诸侯之间、诸侯与各郡之间相互牵制。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对淮南三王的处理。当初，吴王刘濞起兵谋反时，曾派使者前往淮南地区，策反淮南三王，淮南王刘安曾打算起兵响应，但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却坚决不肯出兵，对朝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
然而，当衡山王刘勃于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入京朝见时，汉景帝为了防止淮南三王相互勾结，仍以“南方卑湿”为由，改封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济北国不仅要比衡山国小，而且远在齐地，与兄长淮南王之间相隔了数个诸侯国。
就在刘勃被改封为济北王后不久，汉景帝又以同样的理由，改封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庐江国则被废为了庐江郡，以庐江郡将衡山国和江都国（原吴国）隔绝开来。
汉景帝此举，看似是在关心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的身体，对他们没有参与叛乱的褒奖，但实际上却是对淮南三王予以拆分，削弱淮南地区诸侯王的势力，毕竟他们兄弟三人的血缘关系太近了。
同时，汉景帝又利用朝廷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下诏取消了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朝廷派遣官吏治理，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收归朝廷，同时又改革诸侯国官制，改丞相为相，裁撤诸侯国御史大夫等大部分官吏。
此后，诸侯王除了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相应租税作为俸禄之外，虽然在封国内地位依旧至高无上，但却再也不能自治其国，亦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这使得朝廷对诸侯国的管控大大加强。
诸侯国在丧失独立政治权力之后，其实际地位已经与汉郡无异，不仅使得诸侯国丧失了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得诸侯国的百姓从诸侯王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可以与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一样享受到“文景之治”的各项优惠政策，对汉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
在处理诸侯王问题的同时，为了加强集权，防止此前逼宫事件再度出现，汉景帝也在想办法限制功勋集团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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