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有导航，隔一段亮一亮，没声。
听不见也好，凌野想。
只要听不见，就不用再理那些喋喋不休的记者，表面怜悯，说出来的话却像刀子，逼着他一遍遍回到那个山崖下的车厢里。
那天太冷了。
浓烟往上走，大雪向下落。
身上的凌彻像是扭曲的盔甲，一边胳膊护着他的头，怕自己撒了手，捏得他骨头断了似的疼。
背后的棉服和皮肤都焦了，滚热的血水淌了年幼的凌野一脖子，转瞬凝成了冰。
凌彻总开玩笑说他还没长大，男子汉之间的谈话为时尚早。
只在逢年过节喝多的时候，偶尔自嘲两句，说他人生前三十年懦弱又没用，连累了老婆儿子一起吃苦，到头来谁也没护好。
可怎样才算护好。
救援来的时候，凌彻已经僵得像一块石头，怎么掰都掰不开，为了把他怀里的凌野救出来，试了近两个小时，不得已用了最残酷的方法。
消防员有的也为人父母。
电锯的滋滋声响起，极尽压抑，有人咬着牙捂紧他眼睛。
没人舍得让这么大的孩子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一群大人喉间的滞涩拼命哽着，善意的黑暗之中，凌野早已经抖得像筛子。
皮肉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泪一道道往下滚，热刀子似的，刮得他脸疼。
他听不见了。
听不见环境的声响，以为自己忍住了没哭，嘴里却在呜咽。
喘息漏着风，每一声都像是濒死幼兽的嘶鸣。
最后他是怎么离开的，被救出来之后，有没有再回头看，大脑都强迫他忘了。
凌野只记得回家那天太阳很好，金灿灿的。
身上是新手套新鞋，毛茸茸的里子，软乎乎的边儿，他在后座蜷得像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哆嗦着越缩越小。
空调热风呼呼吹着，手脚却比怀里的瓷坛还冷，怎么都捂不热。
凡人的一生如此轻贱。
只是睡了一觉，他的家就化为了一抔小小的土。
-
父母的白事办得极尽铺张。
是叔叔张罗的，纸扎的金元宝垒满桌面，镇上最排面的法事班子也来了，咿咿呀呀唱了一天一夜。
一家老小觉也不睡，陪着他守夜，出殡当天，婶婶的哭嚎凄厉，盖过唢呐。
没有别的亲人，仪式结束后，凌野只能搬进了乡下叔叔家。
从出生就没怎么见过面的侄子，伤得太重只能躺着，耳朵也聋了，后来干活倒是很麻利，就是靠比划交流太费劲，性子也冷淡，越看越不招人喜欢。
赔付金到手，叔婶的善意很快消散，视他如空气。
总说年底天冷，修车铺生意太忙，下个月再带他去城里看耳朵，回学校的时间也一拖再拖。
下个月，再下个月。
直到次年腊月，他只等来了叔叔家越盖越高的小楼，二层建成那天，婶婶站在门前给邻居分瓜子，脖子上的金项链张扬又气派。
凌野被往来恭贺的陌生人推挤着，直到被搡到门外，才有大娘顺嘴问了句，门口那个男娃是谁。
“捡来的侄子，”婶婶瞥他几眼，也不避讳，嘴里的瓜子壳往花坛吐，“耳朵聋了，家里留不住，准备正月里送特殊学校寄宿去。”
女人面容刻薄，说话时嘴咧得极大。
凌野站在原地盯着她看，等到最后几个字落定，仿佛一脚踏空，整颗心直直地往下坠。
唇语是他自己学的。
在街上盯着人看，对着窗玻璃一遍遍记口型，比父亲当初教他开赛车还彻底的野路子，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像一种求生的本能。
凌野心里清楚，耳朵坏了，那他这辈子就再也成不了赛车手。
如果还想走出林区，唯一的希望就是好好读书。
前路在何方，又通往何处，甚至老天爷还有没有给他留下这条路。
他都不知道。
但凌野之前听人说过，镇上的特殊学校并没有高中办学资格，更像座死气沉沉的牢笼，他绝不能被扔在那里，不能向命运低头。
他可以证明给所有人看，无论有多少困难挡在面前，他都能咬牙克服，只要让他留在现在的教室里。
他想上高中。
他想高考。
零下二十几度的天，凌野顶着寒风蹬了几小时山路，喉间都是铁锈味，焦灼而绝望，如同游向汪洋中最后一块浮木。
母亲去世后，县里的小饭馆留给了仙姨。
他循着记忆里的路摸到店门口，扶着墙调整了一会呼吸，透着窗花和雾气往里看，见仙姨的丈夫也在帮着忙活，犹豫了许久，还是收回了掀门帘的手。
事故后，仙姨悄悄来乡下看过他两次。
担心凌野被叔婶说，每回都没顾上说两句话，低头塞了东西就走，小包袱装得满当当。
外层是家里大儿子穿过的衣服鞋子，里层是早市上买的姑娘果，店里炸的烧饼和糖麻花，拿塑料袋卷着，旧外套的口袋里，甚至还刻意藏了几张纸钞。
这样好心的人，凌野怕她被丈夫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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