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增益补给用于抗击灾祸，没有灾难。诚信而走正道，手持玉圭向王公禀告。
告公用圭，我们可以理解为对“有孚中行”的补充和形容。
圭，是古代帝王贵胄使用的一种玉质礼器。人们在祭祀和重大仪典手持玉圭，必然满心虔诚，这叫有孚。
圭，也指古人用来记录大阳影子，测定节气和时间的仪器。人们据此来从事农作和其他工作，这代表着某种标准和法度，这就是中行。
有个成语叫作奉为圭臬，意思是将某些言论或事物奉为准则，作为行动的指南。
当遇到重大变故，地方政府无力解决时，必然会向朝廷请求支援。但请求支援时，要如实禀告形势，同时尽量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供上级决策。
方腊起义的声势比宋江起义要大很多，但两者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宋江起义军劫富济贫而民心归附，而方腊起义后行事却过于残忍。
他们占领杭州后，凡是被抓住的官吏都受尽折磨，或被割肉断肢，或被剖膛挖腹，有的甚至被活活熬成膏油。如果说以上作为勉强可看作以恶制恶，讨还血债，那么他们放火烧城六天，致使无辜而死者不计其数，这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当军情急报传到汴京时，六贼之一的宰相王黼为粉饰太平，刻意隐瞒不报。结果江南各地百姓纷纷响应起义，地方官吏闻风而逃。
两淮转运使陈亨伯随即上书，请求增益兵员和补给用于抗击方腊之乱。他早奏章中是这么说的：腊始起青溪，众不及千，今胁从已过万，又有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聚党应之。东南兵弱势单，士不习战，必未能灭贼。愿发京畿兵、鼎澧枪盾手，兼程以来，庶几蜂起愚民。不至滋蔓。
大致意思是，方腊最开始聚众不过千人，现在已有过万之众，而且苏州石生和归安陆行儿也聚众响应。现在江南守军势单力弱，士兵们很久没有打过仗，他们没有能力消灭贼匪。因此请求朝廷调集禁军和鼎、澧两州的枪牌手，星夜兼程赶来江浙地区镇压，防止义军势力扩大。
宋徽宗这才相对准确而完整地了解到前方战局，于是采纳陈亨伯的建议，加封他为龙图阁直学士，经制苏杭等七路地区。同时，任命童贯、谭稹为江、浙、淮南宣抚制置使，率禁军及秦、晋二地官兵共计十五万，前往东南剿匪。
在童贯率军出发之前，宋徽宗又命其下诏废除应奉局，禁止他们为搜集奇花异石而剥削百姓。这个诏命来得虽然有些晚，总算聊胜于无。
相比起方腊的残暴嗜杀，宋兵倒成了正义之师。
童贯当年出钱出力，极力推举蔡京入朝为相，蔡京投桃报李，推荐童贯出任部队监军，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童贯的军事首战是率军攻略青唐二州。当部队行至湟州（今青海乐都县一带）时，汴京城内皇宫失火，宋徽宗认为兆头不好，于是塘马快报，八百里加急诏令童贯停止进军。
童贯表现出了为大将者的魄力和决断。他将诏书塞进鞋子里，通报全军说陛下希望出兵成功。随后领兵出战，竟然一举收复四州失地，因军功升任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他的军旅生涯表现相当成功，后来又接连收复积石军、洮州（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带）。随着军功渐增，其职权随之暴涨，渐渐脱离了蔡京的掌控。
所以，当宋徽宗打算拜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蔡京表示宦官怎能授予使相之官？将此事暂时搁置。但童贯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干，使蔡京的阻挠无济于事。
公元1111年，童贯官拜检校太尉，出使契丹，带回来一个名叫马植的辽国汉人。马植为宋徽宗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成为改变宋、辽、金三国格局的关键人物。不久，童贯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掌控朝廷军政大权，再拜太傅、泾国公。
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这个称呼虽然略带揶揄，表述却极为准确，既形容了童贯的权势之盛，也指出了他的宦官身份。
这一次，童贯率领准备用来对付契丹人的精兵，水陆并进下江南征讨方腊。方腊抵挡不住，于是再次放火焚烧杭州城内的官衙、府库和民宅后连夜逃离。童贯率宋军多路并进，历时约一年半收复所有被义军占领的城池，平定方腊起义。班师回朝后，因功拜为太师，封楚国公。
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鼎盛时期，数十万起义军占据了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从积极的一面看，它与宋江起义遥相呼应，镇压了大批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动摇了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基础，严重削弱了北宋国力。
方腊起义声势如此浩大，为何最终被迅速镇压呢？
究其原因，是其太过暴虐而不得民心。据说方腊起义以来，共计杀害平民二百多万人，而且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样的部队不能称为起义军，只能唤作强盗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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