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坎不盈，只既平，无咎。
坑穴没有填满，只快要填平，没有灾殃。
小小的洞穴虽然还没有全部填满，但是已经快填平了，我们踩上去不会被崴脚，也不会因一脚踏空而跌倒，当然比较安全，没有灾殃。
这至少告诉我们两个道理。
第一，不要骄傲自满。水满则溢，月满则亏，自满则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心态的平静、平和。很多时候，心态越平静，五感反而越敏锐，做出的判断也越理性。
第二，越到问题临近解决的时候，越应该谨慎小心，尽量保持平稳过渡，以免别生枝节，横生祸端。
在西突厥灭亡之后，唐高宗未能保持足够的理性，没有倾力安抚，而是莫名杀降，导致横生事端。突厥人第N次反叛，建立了后突厥政权。而在劳师远征朝鲜半岛时，唐高宗做到了收放自如。
公元655年，朝鲜半岛三国纷争，新罗国面临百济、高句丽联合入侵，新罗武烈王被迫遣使向唐求援。唐军大将苏定方与营州都督程名振奉命率军一万北渡辽水，征讨高句丽，杀敌一千多人，小胜摄敌后班师。
三年后，唐高宗再次起兵，命程名振征讨高句丽，以薛仁贵（614年－683年3月）为副将。薛仁贵出身河东薛氏，是唐初崛起的传奇名将。他于大唐贞观末年投军，以一袭白衣持戟悬弓，冲阵无敌而闻名。
他最传奇的一战，是以副将之位从右屯卫大将军郑仁泰，领兵赴天山击九姓铁勒。所谓九姓铁勒，是唐朝对活跃于蒙古高原北部的九个游牧部落的总称，主要包括回纥、仆固、同罗、浑、思结、拔野古、契、阿布思、骨仑屋骨思这九个部落。
其时，九姓铁勒纠集十余万骑兵对抗唐军，并令数十骁骑阵前挑战。薛仁贵不慌不忙，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后，随即挥军冲阵，大败九姓铁勒。九姓铁勒从此衰败，而唐军中则流传一句诗：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真是慷慨豪壮，大快人心。
在朝鲜半岛战场，薛仁贵同样大发神威，连战连捷，很快揍服高句丽。
然而高句丽刚刚老实，百济又开始闹腾起来。它不敢对天朝上国用兵，却联合高句丽再次起军侵略新罗。
唐朝多次遣使规劝无果，以大将苏定方领兵十三万跨越白山黑水，远征百济，新罗国则出兵五万助战。十八万大军摧枯拉朽一般杀入百济都城，俘虏百济王族及官民一万三千余人。为防止百济人死灰复燃，唐朝在此连设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镇守。
不久，百济果然掀起复国运动，只不过雷声大雨点小，很快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向高句丽和倭国求援。于是中日两国的第一次正面交战拉开帷幕，这就是奠定此后一千多年间东北亚政治、文化格局的白江口之战。
此时的倭国处于飞鸟时代。这个名字很美的时代，源起于公元593年日本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登基，这位女皇可能是最早使用天皇称号的倭国君主，终止于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市）。
公元663年，倭国的首领是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他雄心勃勃，应百济遗民之请派出援军，企图打败唐军，进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支配地位。
他想得太美。
其时大唐名将云集，士卒善战，区区倭国那点兵马，实在有点螳臂挡车的意思。
当倭军动员战船一千余艘、战士四万余人浩浩荡荡杀来时，唐朝只派出一位名将刘仁轨（601年－685年3月），率一百七十余艘战舰1.3万余人陈兵百济白江口迎敌。
这就足够了。
面对船舰、兵力数倍于自己的倭国水军，大唐将士四战四捷，打出了一次以少胜多、酣畅淋漓的经典海战。
近半数的倭国小木船被唐军火箭射中，一时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无数倭军或被溺毙，或被击杀，而那些未被杀死的倭军兵将魂飞魄散，一时并降。
像这种实力上的碾压，就算派给倭国四架现代化的飞机来，恐怕也没用，扭转不了战局。
百济亡族遗民只好再次大逃亡，或者躲到了高句丽，或者逃去了倭国。
经此一役，倭国也被揍破了胆。从此战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时间内，倭国再也不敢对中国正面宣战。
揍倭国，灭百济之后，接下来再次轮到高句丽。
实际上，对已经老实的高句丽，唐朝本无意再次兴兵。小兄弟不老实，一顿板子打服就好了嘛，没必要往死里揍。谁知公元666年，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的长子泉男生，忽然仓皇跑到京都长安求救。
原来渊盖苏文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为争权而兄弟相残。泉男生眼见打不过，只好来找大家长唐高宗帮忙。
唐高宗见人都来了，总不能置之不理吧？于是答应帮帮忙。谁知没收住力，下手太重，居然帮着帮着就把高句丽给打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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