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从不远处快步低头而过的“隶”，相比于骊山工地中所见，此处的劳动者显得精神奕奕、意气风发，他们的生命力和对自由的憧憬在这里似乎有了全新的面貌与活力。
事实确实如此，相比于之前生死未卜、生活捉襟见肘的状态，工业园区内的这份工作虽辛苦，但也算是稳定。更重要的是，这里每天的配给比原来要充足得多，工人们的日薪更是从之前的每日六个铜钱翻倍至十个铜钱。
更加令人兴奋的是，公子扶苏颁布的政策：工作满五年后，工人可以自由选择返回故乡，以新编户籍的身份重新成为农田耕耘者；或选择继续留在此处工作，日薪提升至十五个铜钱，并享有公共饮食补贴！
这一政策一经提出，囚犯间迅速达成了共识，哪个笨蛋会选择回到故乡，去当一个普通农夫？
对此，公子扶苏感到十分欣慰。工业化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显然，答案指向是人类！它急需大量的劳力投入到这规模庞大的工作中，将劳动力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组件，推动着那无尽巨大的机器向前运转。毫不夸张，如果没有英国那引发「羊吃了自己人」的大规模驱逐行动，没有将其大批农民解放出传统农作，使之转型为自我经营的自由劳动阶层，英国的工业化恐怕无法在如此扎实的前提下展开。
工业化的粗犷之处就在于，只需持续不断地将受过教育、愿意为社会贡献自身能力的人士投入进来，回报便是丰厚且巨大的。工业化部门的细分程度越深，对于人力的需求也就呈指数式扩张。
就在他刚来到这个时代时，对凭个人之力推动秦国走完向工业化的进程，内心充满忧虑，然而随着深入理解父亲的记忆，在咸阳这座图书馆废寝忘食的多个昼夜后，他的自信被激发了出来。面对着搞工业化的大秦，他确信自己能办到。因为，矿产和土地需求对于他已经不是问题。
地下的财富自然不必多说，自从周朝以来就由朝廷独享铁矿等资源的开采。至于土地，情况则完全不同了。自战国以来，通过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国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逐渐排除了后续诸如汉代乃至明清地主庄园式的经济模式。为奖励战功和激励农业发展，实施的二十等爵位制度中包含了继承等级递降的规定——这意味着贵族们的传承并不影响普通人的机会。同时，对普通农民所给予的土地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不允许买卖。始皇帝的举措更加直接，将各地的富豪连同其所属土地一起迁入咸阳，直接赋予普通人新的土地权属。这些措施共同向天下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秦统一全国后并未允许土地私有化，所有田地都是属于国家。然而，在土地私有权盛行的地方，这种做法必然引发了反对，尤其是面对那些大贵族和大地主，可能是另一个促使他们“随秦而迁”重要原因……而国有制也导致了大秦内部经济的矛盾复杂，但这不妨笑谈，毕竟时代差异使得事物呈现出迥然的面目。
公元前34
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夕，东面六个强国伴随着商贾与工业的蓬勃兴起，涌现出了众多遍布各地的重要经济城市。
深受关注的城市包括燕国境内的涿、蓟，赵国的核心城址邯郸；魏国内的重镇温与轵；韩国的大梁；齐境中的临淄；楚地则有着名的宛丘；郑地的所在地为阳翟，以及在中原地域中举足轻重的洛阳和巩。这些建筑不仅繁荣，而且还名声赫赫，被誉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
正如同没有大秦的干预......
当扶苏上交了一宗由“人头税”所积聚起来的财富时——这便是秦帝国所实施的“口算之法”。此税收是专门针对未被军役征用的女性、商人、手工艺者所制定的。它起源于商鞅推行的改革计划。根据秦律规定，凡在十五至五十六岁之间、不从事军旅事务的个体每年需交付一“算”，金额设定为一百二十钱，资金主要用于军需物资的采购。
反观，若家中有两名以上成年男性而不加以分割财产，则会被征收二倍的税额。对商人及奴隶而言，税率更是翻倍，前者的政策意在于打击工商经济势力的增长，而后者的意图则在于打击个人持有奴隶的行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税金均采用秦国官方认可货币—「半两」作为支付单位进行征收。
此次，尽管扶苏在视察的蓝田工业园区是由“口算之法”的税款支持建立而成，从一定层面上看，这种税收的确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践方式。
因为此项目旨在提炼铸造成熟的新式农业器具，如新的犁等农事工具。同时，在整个大秦国的范围里，铁质的农业生产工具由设有的工室全权管理，农民可以在农忙时节免费借用。损坏了工具的情况只涉及简单地报告情况即可，不需要追加任何附加的制裁。
现今的土地制度为国有的模式、主导着主要的经济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明确标记工匠名字的措施（物勒工名）及其分工清晰的生产线模式。上述制度使得扶苏有了一个“置身于人民合作社时期的错觉”，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的观念——认为在秦国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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