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 的 “好”，是对传统文化的真挚热爱。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说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这种沉醉源于对古乐 “尽善尽美” 的由衷欣赏；他读《易》“韦编三绝”，将串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三次，仍感叹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可见对古籍的痴迷；他周游列国时，“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宁愿离开也不愿违背 “好古” 的原则，因为军事非其所长，礼乐才是其心之所向。
“信而好古” 的本质，是对文明连续性的守护。春秋时期的 “礼崩乐坏”，不仅是制度的崩溃，更是文化记忆的断裂：鲁国太庙的礼器被挪用，“季氏旅于泰山” 僭用天子祭祀之礼；商周的典章被篡改，“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典籍”（《孟子?万章下》）。孔子 “信而好古”，正是要抢救这些濒临消失的记忆：他到杞国考察夏礼，到宋国研究殷礼，“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史记?孔子世家》），即使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仍不放弃追寻。这种努力类似当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让文明的链条不致断裂。
战国时期的荀子，深化了 “信而好古” 的辩证内涵。他在《劝学》中说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承认 “古” 可以被超越；又强调 “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认为学习的终点是掌握古代的礼义。荀子的 “好古” 有明确的取舍标准：“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批判那些打着 “好古” 旗号胡乱编造的行为。这种 “信古而不泥古” 的态度，使 “信而好古” 避免沦为保守僵化的教条。
三、窃比老彭：传承者的自我定位
孔子 “窃比于我老彭” 的 “老彭”，历来有两说且各有依据。一说为彭祖，《列仙传》载其 “姓篯，名铿，帝颛顼之玄孙”，历经尧舜夏商，活了八百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因 “述而不作” 得以长寿；一说为商贤大夫，《大戴礼记?虞戴德》明确记载 “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以传授政教经验闻名。无论所指为何，老彭的核心特质是 “传而不创”—— 他不是知识的原创者，却是忠实的传递者，这正是孔子自我定位的关键。
老彭的 “述而不作”，在商代的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代甲骨文记载 “贞：呼彭？”“彭以羌？”，显示 “彭” 是参与祭祀与军事的重要人物，却从未有 “作新典” 的记录。《尚书?盘庚》中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迟任” 可能就是老彭一类的传承者，强调人才需用熟悉传统的旧臣。孔子自比老彭，暗含着对这种角色的深刻认同：文明的延续，既需要 “作之者”（如周公制礼），更需要 “述之者”（如老彭传礼），正如建筑需要设计师，也需要工匠将图纸变为现实，二者缺一不可。
这种自我定位，体现了孔子的谦逊与清醒。他拒绝弟子将自己神化：子贡称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论语?子张》），他却说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叔孙武叔毁谤他 “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反驳 “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孔子得知后，仅以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回应。这种谦逊，源于对 “述者” 角色的清醒认知 —— 他只是传统的 “传递者”，而非 “创造者”，正如他所言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自己不过是周代礼乐的 “述者” 而已。
汉代的孔安国，堪称老彭式的传承者。他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古文尚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当时学者多习今文尚书，孔安国却潜心研究古文版本，“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史记?儒林列传》），虽未创立新说，却为《尚书》的完整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 “述而不作” 的坚守，与老彭、孔子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四、六经之述：孔子的传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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