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继承的大汉官员晋升制度与现行的学院制严重不符，汉朝对官吏的晋升主要考量的项目为“四科”，卫宏所着《汉旧仪》记载此四科为：
1、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2、学通修行，经中博士
3、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
4、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关于文职官吏的晋升，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察举制、辟除制和功次制。
首先来看察举制。察举制又分为岁举和特举两种形式。岁举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在汉代，察举者和察举对象都有明确的规定。察举的科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孝廉。孝廉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而廉则是对为官治民品行的要求。因此，孝廉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通过察举后的人员大多会担任郎官或县长吏等职务，并有可能升迁至尚书、侍中等职位，甚至有些能官至三公九卿。孝廉的察举由郡国长官负责，名额最初按照郡国来分配。
第二种是察廉。这一科目主要适用于现任官吏。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廉洁是为官治民最为重要的品质。
根据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的记载，东海郡所辖的139名县级官吏中，有15人是以廉迁的身份晋升的，而只有1人是以孝廉迁的身份晋升的。廉吏通常由其所在的行政机关长官举荐，被察举后一般会升任为地方长官。
第三种是茂才。这里所说的茂才，指的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
茂才科中有一些专门针对现任官吏的特别推举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叫做尤异，这意味着这些官吏在政绩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对于文职官吏来说，他们需要做到“治行第一”。《汉书·赵广汉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担任阳翟令期间，因为治行尤异，被升迁为京辅都尉。”
另一种特殊才能则是能治剧，也就是擅长处理政务繁忙、难以管理的县份。这类人才通常会被任命为太守或县令。
《文献通考·选举考》中的“辟除”一节提到：“在东汉时期，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辟除，都有可能进入仕途。通过乡举里选，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步晋升的方式，属于选举途径；而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长官直接选拔任用官员，作为其所属官署的下属，然后经过举荐和察举后升入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职，则属于辟除途径。”
辟除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可以分为公府辟除和州郡辟除两种类型。
公府辟除是指中央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自行选拔下属的制度。其中，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和大将军拥有较大的辟除权力。这些高级官员可以从民间挑选有才能的人，任命他们为公府椽属，参与政府事务的处理。
例如，《汉书·孙宝传》中记载了孙宝因为精通经学而被御史大夫张忠辟为属官，并希望他能传授经学知识给张忠的儿子。
州郡辟除则是指地方郡守和刺史自行选拔下属的制度。根据《隶释·君神祠碑》的记载，州级官员会举行辟召仪式，被辟召者需要前来辞别，根据职位的不同，待遇也有所差别。
郡守所辟召的人通常担任郡吏，而刺史所辟召的人则可能担任从事等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这些被辟召的人都有晋升的机会。
比如，《后汉书·李恂传》中提到，太守颍川李鸿请求任命李恂为功曹，但还没等到李恂上任，州里就已经将他辟为从事。
总的来说，辟除制度为各级官员提供了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得一些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重用，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官员滥用职权，形成裙带关系，影响政治清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辟除制度逐渐演变为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的主要制度。
最后一种方式是官吏凭借自己的积功与资历获得晋升，在汉代称为“功次”。这种方式与察举和辟除不同，它并不依赖于他人的推荐或选拔，而是基于个人的功绩和服务年限。功次与察举和辟除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却是一种重要的晋升途径。
据汉简记载，官吏功劳的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日常工作日的累计，二是经过考核后的“赐劳”。日常工作的积累以实际出勤日加上法律允许的优惠日计算。例如，《北边挈令》记载，北边挈令第四规定：候长候史日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三日，增劳。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两天的工作可视为三天的功绩。
而经过考课，考核优良后将政绩记载于簿册，称为“赐劳”。通过这两种方式，官吏积功至一定程度就可以晋升。与其他方式相比，功次制度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因为它不依赖于少数人的推荐或选拔，而是基于广泛的功绩积累。因此，其晋升比例远远大于其他的方式。
在秦国，由于实行了文武分职，需要建立一套适合的官员晋升制度。刘胥认为现有的制度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他借鉴了唐朝的制度形成了新的功次制度，并结合原有的察举制，废除了辟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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