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联站起来敬礼：“保证完成任务！”他转身要走，却被军神师长叫住：“告诉战士们，尽量抓活的，问问他们小鬼子的情况。”
长江中游的深秋，本应是稻浪翻滚的丰收时节，1938年10月底的武汉外围却被炮火撕裂成焦土。
国府90万大军如堤坝般横亘在大别山与长江之间，试图阻挡日军西进的铁蹄，而这场战役已化作吞噬生命的巨型磨坊——20多万将士的鲜血浸透了田家镇的要塞、万家岭的沟壑、鄱阳湖畔的芦苇荡，每一寸土地下都埋藏着未冷的忠魂。
在汉阳兵工厂的断壁残垣间，第54军补充团的新兵们正接过老兵递来的步枪。枪托上的血渍已凝固成暗褐色，前主人是个湖南籍的十八岁士兵，昨天在争夺机床车间的拉锯战中，被日军的三八式刺刀从肋骨间挑穿。
“握紧了，”老兵用袖口擦去枪管上的硝烟，露出被火药熏黑的指甲，“等会儿冲锋时别回头，你身后就是黄鹤楼。”
话音未落，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炮弹已呼啸而至，新兵们慌忙扑进弹坑，爆炸的气浪将旁边的弹药箱掀上天空，黄铜弹壳像冰雹般砸在钢盔上，叮当作响。
日军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已从最初的15万膨胀至20万，并且再次新增的5万兵力，基本上是从关东军抽调的精锐。
在汉口码头，刚登陆的关东军士兵正列队登岸，他们的防寒靴还沾着东北的冻土，却已迫不及待地换上草绿色夏装——武汉的湿热让这些习惯了严寒的士兵浑身长满红疹，但胸前“武运长久”的绶带依旧系得笔直。
一个佩戴宪兵袖标的军官挥舞着指挥刀，指向武昌方向的浓烟：“十天内拿下蛇山，天皇陛下在东京等着我们的捷报！”
伤亡数字每天都在作战室的黑板上刷新，国府参谋总长陈城站在黑板前，看着红色粉笔标注的“日军伤亡5万”与白色粉笔书写的“我军伤亡18万”，指尖在“万家岭”三个字上停留许久。
“让王陵基的川军顶上去，”他声音沙哑地对参谋官说，“告诉王军长，万家岭丢了，他就提着脑袋来见我。”
参谋官递来的急电上，“弹药告罄，伤员无医”的字迹被血水晕染，发报地址是田家镇要塞——这座长江咽喉此刻正被日军重炮反复轰击，守将李玉堂已率部血战七昼夜。
日军的攻势因兵力补充而愈发疯狂。在武昌城头，他们用加农炮轰击国军阵地，炮弹穿透城墙的轰鸣让整座城市都在颤抖。
被俘的国军士兵赵德顺在日记里写道：“小鬼子像涨潮的海水，一波退去又来一波。我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机床零件砸，用断矛捅，最后连牙都用上了。”
日记最后一页画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旁边写着“娘，儿不能给您养老了”。
张鼓峰的硝烟尚未散尽，莫斯科的谈判桌上已达成秘密协议。1938年10月，日苏双方在《满蒙边界临时协定》上签字。
这场持续三十多天的边境冲突以日军的短暂退让告终，却为他们换来了梦寐以求的“北方安定”——驻守伪满的关东军第17师团和15师团被秘密调往武汉，从而来尽快结束武汉会战。
这两支曾与苏联红军对峙的精锐部队，乘坐伪装成商船的运输舰，沿着黄海、东海一路南下，在上海吴淞口换乘内河炮艇，最终悄无声息地驶入武汉码头。
运输船的货舱里，关东军士兵们挤在闷热的空间里，手里摩挲着从东北带来的狗皮护身符。
17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站在甲板上，望着长江口的灯塔，望远镜里的吴淞炮台让他想起一年前的淞沪战场。
“告诉士兵们，”他对副官说，“武汉是支那的心脏，拿下这里，整个支那就会像熟透的柿子一样掉下来。”
副官注意到，师团长的军靴上还沾着张鼓峰的冻土，与长江的湿热水汽相遇，凝成了细小的水珠。
这支关东军部队带来了适应山地作战的轻型坦克和九七式迫击炮，在进攻大别山的战斗中展现出惊人战斗力。
国军第71军的防线在坦克群冲击下迅速崩溃，军长宋希濂在电话里对着陈城嘶吼：“这些东北来的鬼子不一样！枪法准得邪门，拼刺刀时眼睛都不眨！”
他不知道，这支部队曾在张鼓峰与苏军血战，对阵地攻坚有着丰富经验，同时拥有强大的战斗意志。
消息传到重庆黄山官邸，委员长正对着地图上的“张鼓峰”三个字发呆。德国顾问冯·法肯豪森提醒他：“委员长，俄国人只顾自保，日本人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增兵武汉了。”
窗外突然响起防空警报，日军轰炸机群正掠过武汉上空，炸弹的爆炸声中，校长反而平静下来：“给卫总司令发电，让他在河南不惜一切代价拖住土肥原贤二，哪怕拼光第二战区也要消灭14师团，给武汉会战尽可能减少压力！”
关东军的调动并非没有代价，在东北，杨靖宇率领的抗联趁日军兵力空虚发起秋季攻势，炸毁了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桥梁，迫使日军将原本调往武汉的弹药运回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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